现在我们想把明治维新历史背面藏着的几件事实写出来，从政治史背面的残酷和非道的当中，探讨日本现代治者阶级的来路。
山城屋事件
有一个长洲藩的武士，名叫做野村三千三。在维新讨幕的时候，和山县有朋一样都是做骑兵队队长。野村看见时代的趋向，渐渐从刀的势力，变成金钱的势力，于是弃官不做，想在商业上占势力。当时山县有朋做陆军大辅，因为同乡同僚的关系，把国库里面的款子，借了六拾多万元给野村。野村便改了一町人式姓名，叫做山城屋和助，和外国人贸易。后来折了本，不得了，山县没有法子，只好再借款子给他，希望他翻本。和助说：要翻本，除非自己到外国去，实在调查，直接和消费市场发生关系不可。亲自带了大宗款子，跑到巴黎去。到了之后，这位和助先生，被巴黎的女优迷住了，于是忘乎其形地大阔大用起来，弄成了新闻纸上的材料。巴黎的日本公使，莫名其妙，打了电报回日本来，请政府调查和助的来历。这个当口，刚巧做司法大辅的，是一个著名硬骨头江藤新平。陆军省里，也有许多很恨长洲人的萨派军官。种种方面的力量凑起来，挪用公款的事就发觉了。还算这个时候，西乡隆盛出来调解，仅仅把一个管会计名叫船越卫的革职，完了这段公案。后来山县知恩报恩，把船越提拔起来做枢密顾问官，又把他的女儿，嫁给船越的儿子。
尾去泽铜山事件
日本东北，有一个藩国，叫做南部。南部藩里的豪商，尾去泽铜山矿权所有者，名村井茂兵卫。因为一桩借款的事，替藩主垫了二万五千两金款。他们藩里的规矩，藩主借民间的钱，不写借字，要贷款人写一个凭据给藩主。字据写法也很奇怪，是奉内借的字样。直译出来，就是奉内府所借的意思。究竟是借藩主的呢？还是借给藩主的呢？照文字上，当然也可以说是借藩主的。废藩置县以后，各藩的债权债务，都由中央政府继承。这时候井上馨做大藏大辅，就指定说这笔款子是村井茂兵卫所负的债务，要他筹还。村井哀诉苦辩，官府哪里肯听。村井没法子，只得承认分五年偿还，政府仍旧还是不理。过了多少日子，忽然政府把村井所有的尾去泽铜山标卖，井上指定自己的部下冈田平藏买了去。后来村井不服，起了诉讼，这件案子，也落在江藤新平手里，一定要彻底根究，办井上馨这般人的罪。三条木户极力袒护着，办不下去。江藤新平为此辞职，后来仅轻轻地罚了几个属员，就算完了。尾去泽铜山，依旧是井上的东西。由井上卖给了三菱公司，发一笔财。又和冈田平藏益田孝这一般人，做起大生意来，造成功财阀元老的基础。这铜山是日本有名的铜矿，留心日本事情的人就可以晓得它的价值。在三菱公司，不用说是一件大宝贝了。
这两件事不过是已发觉的最著名事件罢了，此外没有发觉的事件，不知有多少。江藤新平因此非常不平，那抱升官发财主义武士出身的新公卿，更恨江藤入骨髓，后来江藤新平在明治九年，起兵反抗政府，被政府军打败，捉来枭首，传示各县，江藤的子孙，至今沦落，都是由这种私恨发生的结果。
大正三年的海军受贿案，受有罪宣告的人，岂不是海军部内的重要当局，和三井株式会社的重要当局吗？为这一件事，三井费了许多钱，费了许多力量，运动减轻被告的罪名。海军的财部，三井的三本，到底得了执行犹豫。这一件案子正是证明武士出身的堕落官僚和町人出身的奸商狼狈为奸的好资料。日本的大商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和陆海军当局的结托，没有一个不和元老有密切关系。陆海军机关上的人物，和一般的官僚，也没有不联络商家的。固然这种官商的结纳，绝不尽都营私舞弊的，他的正面历史，就是国力充实和文化的进步，不过在努力向上的方面看，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政治这几件事，也一样是互相关联，互相维持，没有资本主义不维持军国主义的，也没有军国主义能永远避免官僚主义之发生的。就前面所举这几个重要案件看来，我们就可以晓得，当日本初发起维新运动的时代，那时腰插双刀的武士里面，确是迎着蓬蓬勃勃的民气，出了不少的英杰。而一到了统一完成，国力巩固的时代，从前的志士仁人，或死或退，或另开新路，投入民权运动，握权的都不是道德高尚的人。然而他的国力依旧蒸蒸日上的缘故，全在历史所造成之社会力和民族力全部的效用。不过因为这一种重大缺陷，第二革命的因，又早种下了。武士和町人的结纳，就前面所说的事情，已经可以明白了。由民权运动而起之议会政治下面的政党，他的前因后果如何呢？这个问题，也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人，不能不留心的。
政党的产生
同是一样的武士受了王政复古、废藩置县的洗礼以后，也有得意的，也有倒霉的，也有间接做生意发财的，也有直接做生意折本的。十六年前，我旅居大连，有一天无聊的时候，同了几个朋友，到一个日本酒馆喝酒，遇着一个气度很好而智识也很丰富的歌妓，举止言谈，都不似流落在海外的普通妓女，问起她的家世来，原来是一个士族，她的父亲，乃是从前尊王倒幕时代的有名战士，在十年之乱的时候，随着西乡战死的。可见这武士阶级的当中，也就命运太不齐了。
那些武士靠废藩时候分得一点最后俸禄的公债，哪里能够维持生活呢？一般得意的，变做新时代的阔人去了。而大多数的武士们，坐吃山空，既不懂新式的洋文，又不通新式的操典。要想巴结着做官呢？也不是容易人人能够的。有的打不来算盘，而又跑去做生意，于是折本倒霉，倒十有八九，这种人不用去说他了。那一些能干有势力得了地位的志士们，当中也有许多因为机会不好，或是自己力量不够，或是脾气不好，或是派别不合，或是思想不同，虽掌了权而又掌不了全权，和占了地位重新被人挤了下来的，又不晓得有多少。得意的武士，固然是飞扬跋扈，出将入相。那失意的武士，而又硬骨棱棱，不甘落伍的人，也就免不了要做草大王了。
江藤新平举兵，西乡隆盛举兵，这两件是最大的事。神风连的举兵，前原一诚、越智彦四郎等在福冈的举兵，这几件算是小事。在社会的全部关系上，都是有很重大的背景。但是从直发的原因看来，得意的志士，与失意的武士冲突，失意的志士，想要取得意武士的位置自代，是种种问题的因子。可是大势所趋，社会的历史的因果律支配着，得意的终是得意定了，失意的也算失意定了。失意的武士，受人讴歌，得意的武士，便受人唾骂，这些讴歌唾骂，一大半固然也有真正的是非在当中存在着，然而普通的原因，还是在同情于失败者的社会心理。如果木户大久保失败，江藤西乡这一般人战胜，就大势看，如前面所说的，日本的维新事业，或者倒因此不能成功。至于在主义上说，依然是二五等于十，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政治，这几个必然运命所产生的结果，决计不会有两样的。
这些举兵的，算他们是勇敢，算他们是洁白，却总不能不说他们蠢，不能不说他们不识时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一方面，既然看不见国际政局的关系，一方面又不晓得有立宪政治民权运动这一条最适当的新路。不晓得把藩国的团结变成民众的团结，去组织政党，顺应时代的需要，造就自己的新生命。江藤新平是晓得一点的，但是热中政权之心太切，一点不肯忍耐，大部分又被意气鼓动着，被历史的习惯支配着，一到失败，便去举兵。西乡的举兵，固然不是出自本怀。 （江藤举兵的原因，也有一大半是被部下逼着干的。）然而大多数的武士们的观念，总以为天下大事，只有兵力是最利害的，是能够夺取政权，达到快意的目的，而忘却了武力成功的前提，是在民众的需要，在时代的要求。古人论兵，以道为先，道就是主义，主义就是支配民众利害的理论。背道而驰，就是背时而行，结果没有不失败的。因而征韩辞职的参议，西乡隆盛死在败军里面，江藤新平又被捕枭首，一个气盖群雄的伟大英雄，一个高风亮节的廉洁学者，都落得如此悲惨的结果，寄与日本维新历史上一大段的泪痕诗意，作后人追怀感咏之资。此外征韩论时代活动得最健的板垣退助、副岛种臣、后藤像二郎这三个名士到哪里去了呢？想起这一件事来，我们就要研究日本政党的发生史了。
五参议辞职之后，西乡隆盛回鹿儿岛办学去了。到底西乡的伟大，在这一件事上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可惜后来被一群暴躁的小孩子硬断送了。五参议里面，最有新思想，在明治时代之前，就主张四民平等的板垣退助，联合了后藤、副岛、江藤主张开设民选议院，发起爱国公党，后来江藤遭了横死，板垣恨得不得了。他说：这样没有耐性的孺子，万万干不了大事。提起半部民约论，唱着板垣不死自由不死的口号，回到土佐藩里组织立志社，大倡民权自由主义。西乡隆盛举兵失败之后，单想用武力改业的无效，已经是证明了。差不多的武士们，也不敢再举兵了。迎着板垣的民约论，东也发起一个政社，西也发起一个政社。武士丢了刀，变作了政客文人，板垣的爱国社，成了政治运动的中心。一变为国会期成同盟，再变为自由党。不附和五参议辞职的大隈重信，也组织了改进党。这一个普遍而深切的民众运动，在一方面促进了日本的民权政治，一方面促成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事业；一方面促进了一般青年智识，为后来科学发达的基础，而现在的社会运动，也种因于此时。我们细细从种种方面考察起来，就晓得不止日本的立宪政治由此而生，连一切劳动运动、妇女运动、乃至今天最猛烈的水平运动，直接间接，都脱不了此时的关系。失意的武士和得意的武士，官僚与革命党，军阀与商人，保守与进步，每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换，必然是两面分化着，适合于当时人们生存的需要和能力，不断地进步。读历史的人，如果不懂保守主义者在建设上的功绩，也就不懂得革命主义者在建设上的恩惠。
既然有了政党，有了议院，和议院站在相对地位的政府，当然要想操纵议会，操纵政党。操纵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压迫，一个是收买。再从经营工商业的人一方面看，没有政党，没有议院，一切运动，只要对政府一方面便得了。既然有了议院和政党，他们拿着立法权，所以无论什么问题，都非联络议员，买通政党不可。从政党本身看，政党的目的，就是掌握政权，不能够完全掌握，也得接近政权。要掌握政权、接近政权，先要扩充党势。金钱这样东西，当然缺不了。所以政府既然有利用政党的必要，商人也有利用政党的必要，政党有利用官僚的必要，同时也有利用商人的必要，洁白的领袖和党员，用不来卑劣手段、受不惯势力压迫，当然干不了这样勾当，自由党之所以解体，原因完全在此。其后进步党的基础，也随着自由党的解体而动摇。最初成立两大政党的后身，都投降在官僚、军阀的旗下。在政治这样茫茫大海里游来游去，打翻身，玩花头的政客们，一定不是走官僚军阀的路子，便是靠资本家的豢养，朝秦暮楚，总是为的政权财权。而且还得不着政权财权，只不过依靠政权财权，讨得多少残羹剩粥。强的利用人，弱的被人利用，这虽不是日本一国独有的弊病，却是在民权的基础尚未确立，立宪政治的体用尚未具备，仅靠着依附弄权过日子的日本政党，这样毛病，更是多极了。所以我说，政党的生命，必须要维持一种坚实的独立性。要具备革命性，才能够维持真正的独立。如果把革命性失却，独立性也就不能具备。什么是革命性，什么是独立性呢？当然不外乎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政策革命的策略。这三样东西，更靠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干部而存在。且看离开了板垣之后的自由党，一变再变成了什么样子？政党变成了股票交易所；政党的干部，变成了掮客的公会，而军阀、官僚和商人，却成了有财有势的顾主。明治维新的末运，便由此现出来了。
板垣退助
我们且把自由党的板垣先生的一生看看，他是日本民权自由运动始祖，在明治维新的人物当中，他是一个最特殊的人才。当时日本的维新志士，他们的思想，都是很简单而且是复古的。维新这一个大事业的动机，完全在欧洲的势力压迫，对于世界的问题，那些志士们，只是一味的排外，再也造不出新的道路来。只有板垣退助，他不仅是尊王攘夷，他是看见必定要造成新的生命，然后旧的生命才可以继续；必定要能够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够在新世界中求生存。在国内的政治上，他更看得见一代的革命必定要完全为民众的幸福着力，必定要普遍的解放民众，才可以创出新的国家。所以他拿起当时刚译起的半部《民约论》，猛烈的主张自由民权，这一个运动，的确是日本一切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最大动力。并且当时他和他的同志，不单主张解放农民，还努力主张解放秽多、非人那一种最悲惨的阶级。直到后来，他和他的几个旧同志，离开了政治社会之后，大江卓也还是奉着他的教义，专门从事水平运动。今天社会运动当中最有力的水平社，确是发源于板垣一派的自由运动。这一个民权运动，一方面使下层民众得到了多少的自由，一方面也造成了现代产业文化的基础。至于日本的立宪制度，不用说是他直接的功劳，所以不但是日本的农夫工人应该感激他，就是那些阔老官，也没有不受他的恩惠，更应该要感激他的。如果没有板垣先生的奋斗，日本今天哪里有这样的文明，这样发达，真要算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个恩人了。而且他的努力，是至死没有休止的。他晚年虽然绝对抛弃了政治活动，在很穷的境遇中，过他很严谨而虔诚的敬神生活，然而对于为民众谋自由的努力，仍旧继续着。看见日本政府对台湾那样的高压政策，和不平等的待遇，他非常痛苦，认为这是人道所不许的，于是发起台湾同化会，主张日本应该撤废特殊的统治台湾的法律，给台湾人一样有宪法上的权利。他以八十几岁的衰老身体，亲自冒着大热炎天，到台湾去宣传。后来他一离台湾之后，日本的台湾总督，便把他发起的会所封了，办事人拿了。我从文明人道的意义上，很钦仰这位先生。从前每到日本，总去拜望他，但是我到他家里去一回，伤感一回。他本来不希望舒服，不希望升官，不希望发财，所以才落到这个境遇。苦也是他的本分，穷也是他的本分。这样一个讨幕的健将，维新的元勋，立宪政治的元祖，竟没有人理睬他。不是门前冷落车马稀，简直是门前冷落车马无，连一个讨材料的新闻记者，也没有上门的。至于他的生活呢？每月总有一两回连米钱、房钱都付不出，穷到不成样子。我觉得日本这些惯讲食禄报恩主义的人们，真是完全被町人根性同化了。从前名震一时的大井宪太郎大江卓也之流，落魄京华，更不用说是当然的了。但是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何以他们会落到如此境遇呢？这是很明显的板垣退助等所主张的一切主义、一切政策，已经都成功了。而民权政治的毛病，同时也现出了。在这时候，他是再作第二次的革命运动呢，还是随着时代腐化下去呢？第一件他不能做，第二件他不愿做。一面是不能，一面是不愿。他又不能开一个新生面，另立一个工作的方针，另造一种社会的事业。自然他的社会生命已随政治生命俱去，所能保存的，就只有一个使后人追慕的道德人格。所以一个民众的领袖，必须要时时刻刻，能够顺应着时代的要求，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失却天行健的精神，万不能希望事业成功，而抛弃了战斗的生活，只是作消极的隐遁，消极的劝告，也是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