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
成为行动的中心，大众注目的焦然；把个人自己人格的内在形式，带入到整个的民族与时代；成为历史的指挥者，并将自己的民族、或家族、或意向中的目标，带领到事件的顶点这些，是每一个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人，所生具的不可抗拒的脉动能力（impulse）之所在，虽然他自己绝少意识到。故而，世上只有个人的（personal）历史，也便只有个人的政治。原理和理想，都算不了什么，只有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种族特性，对于实际行政权力的争夺，才是政治的一切。甚至连革命也不例外，所谓主权在民，只是表示：统治权力如今出之以人民领袖的头衔，而不用国王的头衔而已。是以统治方式极少改变，而被统治者的地位，根本绝无改变。甚至所谓世界和平，无论在何情形下，也不过是全体的人类，被少数能力强大的支配者，构成的统治政权所奴役而已。
行政权力的概念，意味着生命的单元，被划分为主体与客体两类。这一需要，显然是自明之理，没有一个群聚集团，会在任何的时刻，失去对自身这一内在结构的需求的意识。甚至在最严重的危机之下（例如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也不例外。
天生具有政治天赋的民族，事实上并不存在。一般人所以为具有这种天赋的民族，只是其人民被紧紧掌握在统治的少数（ruling minority）手里，以致人民自己觉得是处在良好的形式之中而已。作为一个民族来看，英国人对于政治事务，其实也与其他的人一样，缺乏思想、狭隘褊浅、不切实际，但是，他们确实拥有一个信心的传统（tradition of confidence）尽管他们喜欢公开地争辩，并无碍于这传统之发挥效能。英国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区别所在，只是：英国人是处在一种由非常古老而成功的习尚（habits），所形成的统治政体之下。英国人默许这些习尚，因为经验已使他明白到其中的优点。这一默许形之于外，便是表示了同意，而由此出发，到他相信政府是依他的意志而成立，已不过是一步之差。虽然，吊诡的是：事实上，是政府为了其自身技术上的理由，而不断将这一观念灌注到他的脑中。英国的统治阶级，所发展出来的一套目标与方法，根本与人民无关，不成文宪法的精华所在，乃由实际行政经验得来，全然不是借什么理论之功，所以在未窥门径的人看来，既暧昧又不可解。但是，举例言之，一支军队的士气，是依其对自己领导者的信心而定，有了信心，便自然不会妄施批评。只要指挥者有能力，乌合之众也可以成为战斗英雄，若无能力，战斗英雄照样会成为乌合之众，这不但军队如此，民族、阶级、政党之中，情形也都一样。所以一民族的政治才能，不过是人民对其领导阶层的信心而已。然而，这信心不是凭空得来的，它只在自身特定的时间，才会酝酿成熟，而只有藉由成功，才能使这信心稳定，进而形成传统。一民族中，被统治者若是缺乏确定的信心，事实上，即是意味着统治阶级缺乏领导的才能，这便造成批评丛集众说纷纭的情形，而这种情形的存在，正显示该一民族已经不再进入情况了。
天生的政治家，最主要的，应具有评价的能力作为人物、情况、事物的评价者。他的眼光，能不假思索、直接了当地统括了一切可能的状况。就如同相马的高手，能在一瞥之下，就洞悉该马，在比赛中会表现何等的特性。政治家不需了解原委，只消径自作出正确的事情即可，他不知不觉间，便能松紧由心，控制自如这种才能，恰恰与讲求理论的人相反。他身上所有的神秘脉动，就与历史事象中的脉动完全一致。他是讲求事实的人，不会以情绪或计画，来遂行政治的实务。他不相信空书河汉，大话滔滔。彼拉多的问题，经常挂在他的唇上：真理是什么？天生的政治家，根本超乎真伪之外。他不会把事件的逻辑、与系统的逻辑混淆不清。当然，他也有他的信念，但那只是他私人的事；没有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在行动的时候，会为信念而受到拘束。歌德曾说：行动人永远没有良知可言；除了旁观者之外，也没有人会有良知。这话用在真正的政治人物，如苏拉（Sulla）【苏拉（138︱78 BC），罗马将军与政治家，为凯撒之前罗马有名的独裁者。 】、罗柏斯庇、俾斯麦、庇特等身上，确实是真确无误，百试不爽。即如罗马教皇及英国的政党领袖等，在争取事物的掌握权之时，也都和一切时代的征服者与暴发户，采用同样冷酷的行为。以教皇殷诺森三世（Innocent III）的作为为例：他几乎成功地创造出一个教会统治世界的局面，并演绎出一套完善的教义系统；他的手法，却与所有的宗教道德，恰成尖锐的对比。但是，没有这种手段，便不可能有任何强大的教会在，更不用提英国的殖民、美国的财富、法国的革命等等情事了。一般而言，国家、或政党、或民族，皆少不了借助这样的手段。生命本身，便是没有良知的，倒不是个人的问题。
故而，最重要的，是须认清自己生长于斯的时代。任何人，若不能感觉到、了解到时代的神秘力量，若不能在本身之中，感受到一种亲切的脉动，驱使自己向前行进，而不为概念之类事物所囿限，任何人，若是相信了表面的事象例如今日的舆论、空谈、理想之流则他便不会成为，时代所发生的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则他便被这些事件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不是由他来掌握这些事件。政治人物，切不可用过去的时代，作为度量的标尺！更不可轻信这套那套的系统！我们目前的时代，和罗马的格拉契掌政时代（ega nahccarg）一样，有两种最致命的理想主义存在，其一，是复古的思想（reactionary），其二，便是民主的幻象；前者认为历史可以逆转，而后者则相信历史有确定目的（teleology）。但在必然归于失败这一点上，两者倒是毫无区别的，而这失败，无论是由于迷恋于往日的记忆，抑或由于执着于概念的系统，都会对国家的命运，构成沉重的负担。真正的政治家，是历史的化身，在他身上，历史的方向表达为个人的意志，而有机的逻辑形成为个人的性格，所以，必定会超越于这两类理想主义之外。
但是真正的政治家，广义而言，还必须是一名示范者（educator）不是什么道德或原则的代表人，而是行动的带头者，行动的典范。很明显的事实：宗教从来不改变曾过生命的风格。宗教能透入觉醒意识，透入人的心智；能对另一世界，投下新的光明；能经由仁慈、顺服、及对死亡的忍受，而创造出无比的幸福之感，但它却不能凌压生命的力量。在生命的领域里，只有巨大的人格以及该人格中的神秘脉动、种族特性、自然力量才具有创造的能力，能够有效地，修正整个阶级与整个民族的型态。所谓真理、或善良、或正直，都不是政治世界内的事物，只有罗马人的成就、或清教徒的成就、或普鲁士的成就，才是政治世界中的事实。荣誉与责任的糅合、训练、决心，这不是能从书本上得来的东西，只能经由活生生的示范者，才能自生命之流中，唤醒出来。腓特烈威廉一世，能够做到这一点，故而是此类示范者之一，是各时代共通的伟人，他个人在种族定形方面的成就，能够垂之世代永不磨灭。真正的政治家，与一般政客有别，因为政客只是玩票性的、只能在历史的高峰上推波助澜、只为了追求财富与地位。真正的政治家，也与理想的说教者有别，因为他敢于要求人们为他牺牲，他也能获得人们的牺牲。这是由于他自知，他是时代与国家所必须的人物，而这一感受，也能为千万人所共认。以这种牺牲为核心，自能畅所欲为，一往直前【教会亦是如此。教会与宗教不同教会乃是现实世界中的元素，故而在其领导方式的型态上而言，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征服世界的，其实不是基督教的福音书，而是基督教的殉道者，使基督徒锲而不舍的，不是教义，而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实例原注。 】。
然而，最高的境界，还不是行动，而是指挥的能力。有了指挥的能力，才能使个人脱颖而出，成为行动世界的中心。而最高明的指挥，能使部下的服从，成为一种骄傲、自由、而且高贵的习惯。例如，拿破仑就做不到这一点。他身上残留的低级军官的意识，使他不能把部下训练成独立的个人，而只能是唯唯诺诺的僚属；也使他不能以人格来统驭，而必须出之以敕令。正因为他不了解此一最精微的指挥手腕，故而他必须事必躬亲，集烦剧于一身，由于他这一状况，与人类能力的极限不能调和，终使他慢慢趋于崩溃。但是，像凯撒与腓特烈大帝，却具有此等最终而最高的统驭才能，故而当战斗过后的黄昏，大势已定，胜利在握；或当最后的条约已经签订，一个历史时期圆满结束时，他们那种大权在握踌躇满志的美妙感受，绝非执着于真理的人，所能想像于万一。历史上有一些时刻，个人能感觉到自己已与命运合而为一，成为世界的中心，而他自己的人格，也似乎将会笼盖了未来的历史这些时刻，也指示了自然流衍中的高潮所在。
政治家的第一个课题，是使自己脱颖而出，与众不同；第二个课题较不显著，但却更为艰难、其效果也更大便是要创造一个传统，提携一些人出来，以同样的脉动与精神，继承自己的事功，把类似的活动，造成一种潮流，使不需原来的领袖，仍可维持原有的形式。能如此，则政治家已提升至于一种境界，这境界在古典世界中，无疑便称为神性（divinity）。能如此，则他便成为一个新生命的创造者，成为一个年青种族的精神始祖。作为一个自然生命，他本人会在一些年代之后，自生命之流中消失，但由他所创造的一个统治的少数，接替了他的历程，而使之垂于久远。这种无以名之的传统、这种统治阶层的灵魂，是真正的政治家一手造成、并留作遗产的，而纵览历史，只有这样的传统，才能产生持久的效果。伟大的政治家，甚为罕见，而他是否出现、能否成功，为时过早、抑或过迟，皆决之于偶然。而且，伟大的个人，经常破坏多于建设因为他们的死亡，会对历史之流，造成空隙。可是，传统的奠立，则能够消除偶然。一个良好的政治传统，能滋育出较高的平均水准，而国家的前途，便能有所依托凯撒只是个人，而元老院则是传统，拿破仑也只是个人，所向无敌的军团才是传统，国家所托命的，不是这两位巨人，而是良好的传统。一个强大的传统，能自各个角落，吸引人才，能由小的资赋，产生大的成就。普鲁士的军队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固能证明这一点，义大利与荷兰的画派，也同样说明了这情形。与腓特烈成廉一世相比，俾斯麦的大缺点，就是他虽有个人的成就，却不能形成一个传统；他不能对应于莫克将军的军团，而培养出一个政治家的统绪，来配合国家的新工作，与国家的进展合而为一，并不断从下面拔擢人才，以一直继续俾斯麦行动的脉动。如果这样一个传统不能奠立，则便不会有一个素质平均的统治阶层，主持大计，而只有一群混乱的首脑，面对无法预测的局面，便惶然失措。但如果这样一种传统能够奠立，则一个高度训练、自我补充的少数菁英集团，便随着坚确不移而缓慢成熟的传统，发展出来，它吸收每一人才，进入这一圈层，并将之发挥至于极度。因此之故，便能与国中其余的被统治者，和谐一致，共同进退。似这样的少数菁英集团，即使在开始时，只是一个政党，但久而久之，也终能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品种性质（breed），至此，它在决疑定策时之明确果决，已是出自于血液，而非得之于推理了。这便表示：它能使一切操之在己，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而不需天才之助了。似此奠立起的伟大政治（great politics），便取代了伟大的政治家（great politician）。
那么，何谓政治？一种古老的说法，也几乎是统括一切的说法是：政治即可能的艺术（art of the possible）。园丁可以使种籽，发展而成植物。或灿然盛开、或凋零萎谢，总之，种籽中所藏蕴的一切意涵，无论体态与色彩、花朵与果实，能否发展完美、壮实，皆操之在园丁对其可能（posibilities）也即是必然（necessities）的培养手法如何。当然，这植物的基本形式与方向、阶段与速度，则非园丁所能为力。文化，以及文化的形式世界中，由人类家族形成的生命之流，就如同一株庞大的植物，情形与此相同。而伟大的政治家，正是一个民族的园丁。民族如何发挥其可能的潜力，端赖政治家运用之妙，善为诱发。政治理想的崇拜者，于此一无所用。他们的心智自由，颇足惊人，可是他们的心灵城堡，是由诸如智慧和正义、自由与平等之类的空幻概念所构成，终极而言，千篇一律，都是从上向下构筑而成，丝毫不切实际。真正的政治家，是事实的主宰，他正视事实，并接受事实，然后于不知不觉间，引导事实的进展。 （看起来似乎不像，可是广义而言，这正是自由一词的起点。）政治的妙诀，是在于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于最后小心地轻触机枢、在于对集体灵魂与个人灵魂之间微细的摇摆，有精微入妙的感觉。一切胜利的秘密，全在于一些琐碎细节的整合与组织。此道的老手，如泰利兰德（Talleyrand）【泰利兰德（1954︱1834），法国著名的外交家与政治家。 】，能以战败国大使的身份，去到维也纳，而成为维也纳会议中，胜利者的主宰。在卢卡会议（Lucca meeting）中，凯撒的地位几近绝望，可是他不但能使庞培的力量，为他所利用，同时还在对方一无所觉间，破坏了对方的力量。然而，在政治可能的领域内，也有些危险的边缘存在，巴洛克时代的各大外交家，手段圆满无懈可击，几乎永远保持冷静，但那些理想家们的言论，却使得他们频频绊倒。此外，在历史的转折中，政治家有时也须暂时随波逐流，方能不失其领导的地位。但每一情况都有其弹性限度，在估计这一限度时，连最小的错误都不容发生。
尤有什者，政治家采用必要的行动，必须把握时机，剑及履及。统治的势力，能把握住一纵即逝的时机，便能获得人民的信心，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若是趋于让步，自甘牺牲，定会泄露自己的弱点，招致别人的藐视。政治形式，是活生生的形式，其变化必定依循一定的方向进行，想要阻止这一历程，或想使其转向于某一理想，无异即是自认已脱离状况（out of condition）。在早期民主初兴的时代，我们一再看到不能把握时机，所造致的致命后果，（如一七八九年之前的法国，及一九一八年之前的德国）：政府对于必须的改革，给予得太迟，引起人民的轻视；终致原来政府应该严厉拒绝的事项，也不得不被迫让步，由此，遂形成了政府解体的征状。而且政治家，若不能及时察觉，在第一个情况下所必须采取的行动，也必然会在第二个情况出现时，重蹈覆辙。时机的把握，可以决定一整个民族的前途，把握得当，其民族便能主宰其他民族的命运，把握不当，自身的命运，便成为其他民族的目标。至于后期没落中的民主政治，所常重复的同类错误，则是：执着于昨日的理想，而不知变通。这便是我们二十世纪的危机所在。在通往凯撒主义的路上，我们尚没有出现那位能高瞻远嘱的现实政治家卡图（Cato）【卡图（234︱149 BC），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对现实政治具有远见，在参议院，或其它场合，一贯主张毁灭迦太基，最后其主张终获实现，使罗马成为当时唯一的强权。 】。
一位政治家，即使是处在非常坚强的地位上的政治家，其对政治的方式（methods），所能发生的影响，仍是微乎其微的；而高级政治家的特征之一，便是他在这一点上，绝不自欺欺人。他的工作，只是在他所看到的历史形式之中，如实地进行。只有理论家者流，才会狂热地追求某些理想的形式。但是，要能够在政治上进入情况，也必须要对最新的方式，具有无条件的掌握能力。贵族政治的危险，其在于其方式过于保守，而民主政治的危险，则由于把定律与形式，混淆不清。今天、以及相当年代之内，政治的方法是议会制度那一套选举与报纸。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对于这一套东西，可以喜欢、可以尊敬、也可以藐视，但他必须能够掌握这一套方法。巴哈与莫札特，便能掌握他们时代中的音乐方法。在任何领域之内，主控局面的具体表征，便是能够掌握方法，运用自如，政治家自不例外。政治家深知：公民参政权的扩伸与否，与操纵选票的技术相形之下，根本毫不重要无论在雅典、在罗马、在雅各宾党时代、在美国、抑或在今日的德国，情形都一样。至于现代的报纸，多情的人士，会因为宪法上载明了言论自由，而满足陶醉不已但能正视事实的人，只问这报纸是听命于谁。
<政治理论>
政治︱社会理论（politico-social theory），是政党政治的基础之一，但也是一项必需的基础，在各大文化之中，普遍存在。西方所引以为傲的政治理论系列，从卢梭到马克斯，可以在古典文化直至柏拉图与芝诺为止的，各派理论系列之中，找到能够对照的类型。在中国，相应的政治原理，亦可求之于儒家及道家的典籍中，而墨翟更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在拜占庭及萨散匿时代的阿拉伯文籍中，也颇不乏这类的理论，而第九世纪的一切政治危机，其原动力无非便来自于这些政治原理。至于埃及与印度，从当时发生的事件所显示的精神看来，也分别在希克索时代及佛陀时代，产生过它们自己的政治理论。这些理论的文字形式，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它们可于各类的教派与集会之中，藉由演说及宣传，而口耳相传，一样地发生效力。事实上，这也正是清教运动的末期，标准的传播方法。
我们必须重复强调的是：对政治史而言，这些原理究属真确抑或谬误，根本是毫无意义的问题。举例言之，对马克斯主义的驳斥，乃是属于学院论文及学术论辩范畴内的事，而在这一领域内，每一个人自己永远是对的，而对手永远错误，故与事实了不相干。真正重要的是：这些原理是否具有影响力、从何时开始具有影响力、以及其影响力持续多久时候。因为：一般人若是相信，事实可以用一套概念的系统，来加以改良，则这信仰的本身，便是一股真实的力量，政治活动，不能不考虑及此。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对于理性万能怀有无限信心的时代里。自决、正义、人性、进步，诸大观念纷至沓来，一律神圣而不可侵犯。各项的政治理论，往往被视同福音一般，而其说服力并非依逻辑前提推演出来，无宁是基于它们的关键字眼（key-words），实具有一种宗教圣礼式的本质。因为一般大众，既不具备批判的能力，也无法超脱影响，认真检视。固然，这些理论的魔力，也只是限于各大都市的人们、及理性主义的时代内，才能风行不已，对于乡下的农人，便无所用其技；即使对城市大众，它的效力也只能持续一定的时间，但在这一段时期内，却如新的启示一般，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人们纷纷笃信不移，热烈地响应那些政治宣传家的言论，不惜走向荆棘、走向战场、走向绞架，为这些理论而献身殉道。此时人们的目光，凝注于一个政治性、社会性的新世界，相形之下，干涩冷冽的批判主义，似乎显得卑下、邪恶、合该死亡。
正因此故，诸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Contract Social）及马克斯的共产主义者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等文件，到了那些有力的人手中，便如动力最强的引擎一般，发挥了掀天揭地的作用，这些有力的人，往往在政党生命中，已到达顶点，故而熟知如何形成，并利用群众的信念。
然而，从文化史看来，政党政治不过历时两世纪，故而这些抽象理想所具的魔力，也很少能超过两个世纪之久。而其趋于终结，不是由于人们的反驳，而实在是出于人们的厌烦这种厌烦之情，久已使卢梭的理论一蹶不振，很短期内，也将使马克斯主义宣告死亡。最后，人们不是弃绝某一套特定的政治理论，而是根本不再相信任何种类的政治理论，到了这一步时，十八世纪以为目前令人不满的事实，可以应用概念而加以改进的，那种情绪性的乐观主义，便也烟消云散了。从古典时代来证明，则当柏拉图、亚理斯多德、及他们那时代的人士，采集各种不同的古典政治制度，以寻求出一项智慧而美丽的集大成结论时，整个的古典世界都拭目以待；而柏拉图本人，更尝试将西那库斯城，依他那理想家的妙诀，加以改造可是，他却使得这个城市每下愈况，至于覆灭。在我看来，中国先秦时代的南方各国，也是由于这一类的哲学性试验的结果，才会空谈理论，而卒为秦帝国所征服。法国雅各宾党中，那些着迷于自由与平等的狂热信徒，也终把法国从革命后的五人执政团（Directory），断送到军队势力及证券交易所之手。而每一次社会主义者的暴动，也无非是为资本主义铺出了新的路径。政治理论至此，已经功德圆满。到了西塞罗为庞培撰写他的共和国（De re publica），以及塞勒斯特（Sallust）两次向凯撒提出吓阻时，已经不再有人屑于一顾了。到西元前一世纪，政治理论已经变成陈腔烂调的学院把戏，自此以后，只有权力，现实的力量，才代表一切。
在我们西方，理论的时代，也已经趋近于终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伟大系统，均兴起于约一七五○一八五○年间，而马克斯的体系，也已历半世纪之久，此后便无以为继了。马克斯主义，及其唯物史观，本身即代表一种末世的现象。政治理论至此，实已穷途末路。对于政治计划的信仰，在我们祖父一辈，是他们的特征和光荣，到了我们孙子一辈，这将证明是一种狭隘的肤浅之见。甚至就在目前，一种新的柔顺与虔信的种籽，已经发展出来，以取代这种过时的信仰；这种新的柔顺与虔信，是起于痛苦的良知、与精神的饥渴，其任务是想要建立一个新的人间世（Hither-side），而这新世界所追寻的，是神秘的经验，不是坚硬冷亮的概念，而最后，这便导入到第二度宗教狂热的深处了。
<民主的命运>
在刚开始的时候，民主只属于知识份子的领域。西方早期民主政治史上，有名的几件大事：如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夜间法国的阶级大会、网球场的誓约、以及一八四八年五月十八日普鲁士的法兰克福会议，可算是历史上无比高贵而纯洁的事件当时的人们，虽然权力在手，却仍为普遍的真理争论良久，议论未定，兵已渡河，以致实际的力量，得能乘隙振起，把一干梦想家们掷落在一旁。但是，在此同时，民主政治的另一面目，却也并未落后，一径潜滋暗长，终致，人们开始了解到一顶事实：只有拥有金钱的人，才能利用到宪法的权利，民主的权利。事实上，选举权的功能，若竟能够发挥到，接近理想主义者所以为的程度，则必然是因为：有组织的金钱势力，尚没有从中操纵竞选者的缘故。一旦这等势力出现于政治舞台，则选票也不过只是徒具形式的公众意见记录纸而已，对于真正操纵政治的权力结构，已不复具有任何正面的影响。
表面上，西方的、议会式的民主政治，与埃及、中国、阿拉伯等文明中的民主政治，大相径庭，因为在那些文明之中，全民普遍的参政权，根本从未成立。但事实上，如我们这个时代，一般民众，也只是在选举区（electorate）中，被集体操纵的一群，相对于政治的主体而言，也仍只是客体而已；这与巴格达人民对其教派统治、拜占庭人民对其僧侣阶层、以及任何其他地方，人民对其统治结构所表现的集体服从，根本绝无什么不同的意义。自由，永远只是纯粹的负面现象。自由表现于对既存传统、王朝、教主的摒弃，但是事实上，实际的政治权力，依然存在，绝未稍减，只是由这些体制，转入于新的力量中如政党领袖、总统、先知等等名目而已。相对于这些新的政治中心，大众仍只是无条件地被动的客体。
古典人民的基本权力，曾伸展至拥有最高的国事与司法的职权。为了施行这些权力，人民乃集合于所谓公会所（Forum）中。其实，在公会所中，人民只是欧几里得式的质点，被具体地集拢起来，以充作古典风格的政治影响程序下的客体而已，政客们可以用具体切近、诉诸感觉的手段，左右这些人民举例言之，这些手段包括：施于每一人眼前及耳边的雄辩之术；包括很多在我们看来，简直厌烦不堪、难以忍受的方式，如呜咽不休、捶胸顿足【甚至凯撒于五十五岁时，尚被迫在鲁宾肯（Rubicon），于他的兵士之前扮演此一闹剧，因为兵士们已习惯了这一套，并当他们被要求任何事时，便期待这一套的表演。这恰对应于我们的政治集会中，那种反覆陈词的演说之类原注。 】；对听众作恬不知耻的谄媚，对敌手撒异想天开的谎言；冠冕堂皇的辞命、慷慨激昂的陈词；还有游戏与表演，威胁与攻击，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金钱。金钱之介入政治，早在西元前四○○年的雅典，便已显出端倪，到了凯撒与西塞罗时代的罗马，更是达到了骇人听闻的高潮。到处都是一样，选举的活动，从阶级代表的提名开始，即已成为各政党候选人的战场，同时也即是迎接金钱源源进入的所在。而从查玛之战以后，金钱的数额越来越趣庞大，个人手中能够集中的财富愈巨，则政治权力的争夺，发展为金钱问题的程度便也愈大。西塞罗这一段话已足说明一切，无需更作赘述了。然而，从深一层的意义来看，若认为这是贿赂舞弊，仍是未中肯棨之言。这不是什么堕落行为，民主精神的本身，在达到其成熟状态时，便已注定了必然会采取这样的形式。西元前三一○年的克劳第士（Censor Appius Claudius），无疑是一位真正的希腊精神的信徒，也是主张宪政的理想家，有如法国革命时代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圈子中的人物一般，在他所从事的政治改革中，确实不曾在公民参政权上玩弄狡狯，也绝不曾采用更改选法、以图利己的政治艺术但他所作的努力，只不过为这些艺术铺路而已。并不是民主的体系有利于舞弊，而是从最初应用民主政治开始，种族的特性便已出现，金钱便已发挥作用，而且，非常迅速地，完全主控了局面。终极而言，在金钱独裁的时代里，将金钱的运用，描述为一种堕落的标记，是颇不公平的事。
罗马的公职，自从其产生的过程，需经由一系列的选举以来，由于所需的资金甚巨，往往使每一个政治家，都不免向其周围的伙伴告贷。选举的资金，或用于邀请所有的选民晚餐、或提供角斗表演的免费座位、甚或登门送上现款诚如西塞罗所言：传统道德，荡然无存。选举的资本，庞大惊人，有时竟达数亿银币之谱。以罗马一地所蓄积的款项之充沛，而西元前五四年的选举，由于动用太多的款额，竟致当时的利率，一时从百分之四，剧升至百分之八。凯撒竞选护民官时，支付浩繁，以致克拉苏必须为他签约担保二千万银币，那些债主方肯让凯撒离去赴任。而在凯撒竞选最高僧侣院的职位时，由于信用过紧告贷无门，几乎毁于一旦，他的对手卡特拉斯（Catulus），竟能认真考虑向他提出贿赂，逼他撒手。但是，对高卢的征服与开发这也是出自于财政上的动机终使凯撒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物。而凯撒之所以积聚巨款，就如今南非的罗德兹一样，乃是为了权力，并不是如凡理士（Verres）、或什至克拉苏那般，只是由于喜爱财富而已。相形之下，克拉苏首先、且主要是一个财政家，其次才能算是政治家。而凯撒掌握的，则纯是事实：在民主政治的土地上，没有金钱，宪法的权利根本一无所用，有了金钱，方能够妙用无穷，予取予求。
<报纸刊物>
古典的政治方式，尤其是罗马的公会所，是将民众聚集起来，成为一个可见的实体，然后驱使民众使用他们的权利，当然，这权利之应用，实在还是由真正的政治家，在主持操纵的。与此相应地，英美的政治，则透过报纸刊物，创造了一个无远弗届的，心智与财政的张力交相运作的力场（force-field），在这力场之中，每一个人都在潜意识中，接受被指派好的地位，故而他的所思、所言、所行，无非是远处某个地方的一位统治者，早已深思熟虑慎密计划过的后果。这与古典那一套方式对比之下，即是动力学与静力学之别，浮士德世界感受与阿波罗世界感受之别，也是西方第三进向的热情，与古典纯粹切近可见的感觉之间的不同所在。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不再是人与人的对话，而是由报纸及同类的印刷刊物、电力播送的新闻广播，来促使各个民族、各个地方的感觉意识，完全处在一大堆的报导、标语、观点、视域、感受，所构织成的震耳欲聋疲劳矗炸之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以致每一自我，都变成为仅是巨大畸形的心智产物报纸之类的函数，很难具有独立的意识。在政治上，金钱不会轻易转手，不会变成香槟美酒；透过对传播媒体的控制，金钱已转成为力量，而金钱的数量，便决定它影响力的强度。
枪火与印刷，彼此密不可分，两者都发明于哥德式时代的顶点、都起源于日耳曼的技术思想，而成为浮士德式超距作用（distance-tactics）的两大法宝。在后期文化开端时的宗教改革中，最初一些传单与最初一批野炮，便曾同时出现。到了文明开始时的法国大革命，人们便在一七八八年秋天，目睹宣传小册，如狂飈骤发，又在维米之役中，眼看巨型大炮，隆然发威。随着文明的进展，这些大量生产、四处散播的印刷文字，到了懂得利用的人物手中，便成为不可抗拒的武器。在法国，直到一七八八年，文字作品仍只用于表达私人的信念之类，但英国则已超过这一地步，懂得慎重研究如何制造印象、影响读者。由伦敦所发动的反拿破仑的宣传战，在法国地面上大肆散播文章、传单、伪造的回忆录之类，即是第一个著名的例子。
今天，我们终日生活在这类心智大炮的轰炸之下，任何人都很难保持其内在的脱然独立，以冷静地观照这一幕巨大怪异的戏剧。在纯洁的民主外衣之下，权力意志的运作实已登峰造极，人民自以为获得了自由，实际上，却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最彻底的奴役。
真理是什么？对大众而言，真理即是不断读到和听到的消息。也许有少数孤零的学人，还能自行安身立命，搜集证据决定真理但所能获致的，也只是他个人的真理。至于今日在事实的世界中。能够发挥作用一往无阻的另一类真理，流行的真理，已全是报纸的产物。报纸想要渲染的情事，顷刻便成为真理。报纸的指挥者，可以任意提出、转变、或交换真理。只要三个星期的报纸刊载，真理便能街知巷闻，人人知晓。
与政治性的报纸密切配合的，是普及化的学校教育，这在古典世界，是完全阙如的。在这样的教育需求之中，有一项颇难自觉的要素，潜存其间，即：使大众成为政党政治的客体，并进入报纸势力的范围。早期民主政治的理想家们，毫无保留地诚心以为：全民教育是完善而单纯的启蒙工作。甚至在今天，还到处有人在热心倡议报纸的自由殊不知正是这一套东西，为未来的凯撒式强人铺平了道路。控制了世界的报纸，便控制了一切，能够阅读报纸的人们，便不免屈服于这等力量之前，于是，后期民主政治中虚幻的自决，不过是由报社所听命的幕后主宰，在决定一切罢了。
相形之下，没有一个驯兽师，能令他驯养的动物如此地听话。在报纸上稍加引发，读者大众便会汇集街头，猛攻报上指出的目标，示威恫吓，砸碎窗户，无所不为；在报上稍作暗示，大众又会顿然沉寂，乖乖回家。今天的报纸，不下于一支军队，拥有慎密组织后的支部与分部，以记者为其军官，而以读者作为兵士。但在此，与任何的军队一样，兵士只是盲目地服从，战争目标和运作计划千变万化，全非他所得而知。事实上，读者既不会明白、也不容明白：他究被用于何种目的、甚至他扮演的角色为何？我们不可能想像出比这情形，对所谓思想自由更具讽刺性的画面了。从前，人不敢自由思想，如今他敢了，可是却已不能自由思想，他被报纸刊物、传播媒体紧紧控制着，而他却认此为他的自由。
政党领袖的独裁权力，即由报纸的支持而来。竞争双方互以金钱控制报纸，努力使读者大众不，人民大众脱离向敌方的效忠，而置入于己方的心智训练（mind-training）之下。而透过这种心智训练，人民所能知道的事，便全只是政党领袖所要让他们知道的于是，人民的世界图像，全由高层人士在那里代为拼组。此时，已不需如巴洛克的诸侯一般，将兵役义务施诸大众身上，只需以文字、电报、图面，来鞭鞑大众的灵魂，直到他们自己大声疾呼，要求武器，要求作战，并强迫他们的领袖，出兵参与纷争之中而这一强迫，其实正是领袖们蓄意已久的事。
这便是民主政治的结局。如果在真理的世界里，是由证明（proof）决定一切，则在事实的世界里，成功（success）才能出人头地。成功意即一方压倒了其他的各方。政治的领域内，生命终竟已获致胜利，而世界改革家们的梦想，徒然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而已。在后期的民主政治中，种族的性征，勃然涌现，或则迫使政治的理想，成为它的奴隶，或则无情地将理想摔入了深渊。埃及的底比斯、罗马、中国，情形都是如此。只是，任何其他的文明之中，权力意志都不曾如我们西方这样，显现出如此严酷紧固的形式。大众的思想，以至行为，皆被笼盖于一种铁硬的压力之下正因为如此，人们表面上虽拥有读者与投票者双重的权利，实际上，当政党已成为只是少数人的应声虫，而未来的凯撒主义阴影已触目可见时，这却正是双重的奴役状态。
在金钱摧毁了心智之后，透过金钱。民主政治乃成为自己的摧毁者。然而，正是因为，任何以为芝诺、或马克斯之流理论家的概念，可以改进实际事态的幻觉迷梦，已经消失无踪；正是因为，人们已经认清：在现实的国度内，一个权力意志，只能为另一权力意志所推倒（这是在战国时代中，人类所获的大体验）；终于，一种深刻的思慕之情，开始觉醒过来：人们怀念一切尚存的古老传统，有价值的传统。人们厌恶于金钱至上的经济，希望能从这一切中解脱出来。并开始对诸如荣誉与侠义、内在的高贵、无私与责任等真正的理想，深致渴望之忱。于是，那个本已被世界都会中，理性主义所凌压下去的血液力量，重新自深处苏醒出来，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一切与王朝传统及古老贵族的秩序有关的事物，一切与高度蔑视金钱的旧式伦理有关的事物、一切内在适合于为国服务的品德如勤劳、牺牲、苦心谋国之类突然之间，这些种种，成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凝聚的焦点所在。凯撒主义，虽生长于民主政治的土壤上，但它的根柢，其实却深深扎入于血液传统的底层。古典文明中的凯撒，其权力固然由民主政治的护民官导出，可是他赫赫的威严，永恒的地位，却是由于他是国家的元首（Princeps）。在西方，古老的哥德式灵魂，也在重新觉醒。骑士团体的尚武精神，将压服惟事劫掠的维京主义。至于文化的伟大政治形式，此时已经形神俱逝，一去不回了。将来的强人，可能会把地球当作他们的私产，但是，这并不关紧要，因为尽管他们的权力，漫无形式、漫无限度，毕竟有一项工作，要待这样的权力来实施。这工作便是：永不休止地正视这个世界。这与金权（money-power）时代的汲汲牟利，恰好相反；这需要有高度的荣誉感与责任心。然而，正因此故，便开始了民主政治与凯撒主义之间的最终决战，也就是：独裁性的金钱经济，所代表的势力，与凯撒式强人所代表的纯粹政治性的权力意志，两者之间最后的决战。 （胜利自然属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