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河向北驶过拥挤的普什图广场。以前爸爸常带我到这里的开伯尔餐厅吃烤肉。那栋建筑还在，但门全上了扣锁，窗户碎裂，招牌上的Ｋ和Ｒ的字母都不见了。
我在餐厅附近看见一具尸体，显示那里举行过绞刑。一个年轻人被吊在系在横梁的绳子上，脸肿胀青紫，他此生最后一日穿的衣服破破烂烂，血迹斑斑。几乎没有人注意他。
我们静默地驶过广场，开往瓦吉•阿卡巴汗区。举目四望，尘雾弥漫，笼罩着整个城市与它的砖石建筑。在普什图广场往北几条街的地方，法里指着两个在繁忙街口热烈交谈的男人。其中一个瘸了一条腿，而另一条腿膝盖以下全没有了。他臂弯里抱着一条假腿。你知道他们在干嘛吗？在为那条腿讨价还价。
他要卖掉他的假腿？
法里点点头。在黑市可以卖到比较好的价钱。够养活孩子几个星期啰。
让我诧异的是，瓦吉•阿卡巴汗区的房子大多还保有完好的屋顶和墙壁。事实上，外观都很良好。树丛依旧从墙边探出头来，街道也不像卡帖．斯希区那样瓦砾遍地。褪色的街道标示，虽然有些布满弹孔，扭曲变形，但仍然指引方向。
这里还不算糟。我说。
不意外。现在重要人士大多住在这里。
塔利班？
他们也算。法里说。
还有什么人？
我们驶过一条宽阔的街道，两旁是非常干净的人行道与围墙环绕的房舍。塔利班背后的人。政府真正的首脑，你也可以叫他们是：阿拉伯人、车臣人、巴基斯坦人。法里说。他指指西北方。第十五街，那条街现在叫宾客街。他们现在是这么叫的。某天，这些贵客说不定会在地毯上到处撒尿。
我想也是。我说：那边！我指着地标，那是我小时候常用来指引方向的。如果你迷路了，爸爸常说，记得我们这条街的尽头有一栋粉红色的房子。这栋有斜面尖耸屋顶的粉红色房子，是当时这附近唯一一栋这种颜色的房子。现在仍然是。
法里开进这条街道，爸爸的房子立刻出现在眼前。
我们在后院的蔷薇花丛后面找到这只小乌龟。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但我们兴奋得顾不了别的。我们把它的壳涂成鲜红色，是哈山的主意，真是好主意：这么一来，我们就不会在树丛里找不到它。我们假装是两个大胆的探险家，在丛林里找到一只巨大的史前怪兽，把它带回来展示给世人看。我们把它放在阿里去年冬天做好当哈山生日礼物的木头货车上，假装是一个巨大的铁笼。看哪，这只喷火怪兽！我们走过草地，拖着木头货车，绕过苹果与樱桃树，那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成千上万的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目睹底下的奇景。我们经过无花果树丛旁爸爸搭建的那座半月形的桥，那是连结城市的大吊桥，而桥下的池塘，就是波涛汹涌的海洋。烟火在宏伟的桥塔上施放，两旁的士兵向我们敬礼，巨大的铁笼矗立腾空。小乌龟在笼里爬动，我们拉着车在锻铁大门外的红砖车道上巡行，回来接受全球领袖的起立鼓掌致敬。我们是哈山与阿米尔，著名的冒险家，伟大的探险家，就要因我们的丰功伟业而获颁荣誉奖章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车道，被太阳晒得褪色的砖块缝隙里，冒出一丛丛野草。我站在爸爸宅邸的大门外，感觉像个陌生人。我把手放在锈蚀的铁栅上，想起小时候我曾经无数次跑过这道大门，为了现在想起来无关紧要，但在当时却是天大地大的事。我朝里面看。
车道从大门延展到院子，那年夏天，我和哈山就是在这里学骑脚踏车，相继摔倒在地。这里看起来不像我记忆中那么宽阔。柏油地上有闪电似的裂纹，裂缝里长出更多野草。大部份的白杨树都被砍掉了我和哈山常爬到树上用镜子反射到邻居家。仅剩的一棵也几乎全没叶子。病玉米之墙还在，但此刻我在墙边没看见任何玉米株，或许是病死或怎么了。油漆斑驳，有些甚至整片剥落。草皮变得枯黄，和笼罩城市的尘烟一样颜色，夹杂着一块块泥土地，什么都长不出来。
车道上停了一辆吉普车，看起来很不对劲：停在那里的应该是爸爸的黑色野马轿车。好多年来，野马的八个汽缸每天早晨隆隆启动，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我看见吉普车下滴出油渍，在车道上留下像罗夏克心理测验﹡的大墨迹。吉普车旁边，有一辆空的手推车。我找不到爸爸和阿里种在车道左侧的玫瑰花丛，柏油路旁只有泥土。还有野草。
（﹡Rorschach inkblor，为瑞士心理学家罗夏克发展出来的心理分析测验，以墨迹引发联想，评估受测者的人格。）
法里在我背后按了两下喇叭。我们该走了，大人。我们会引起注意。他叫道。
再给我一分钟。我说。
房子本身与我童年记忆里那幢宽阔的白色宅邸大不相同。看起来比较小。屋顶塌陷，灰泥剥落。客厅、门厅和楼上客房的窗户都破了，随便用透明的塑胶片或木板钉在窗框上。以前白得发亮的油漆已经变成阴森的灰色，有些部份还蚀损，露出底下的砖墙。前门的台阶也崩塌了。和喀布尔的其他地方一样，我父亲的宅邸也是繁华已逝的景象。
我找到我卧房的窗户，在二楼，从房子的主楼梯往南数的第三扇窗。我踮起脚尖，看不见窗里的样貌，只看到阴影。二十五年前，我站在那一扇窗户后面，粗大的雨滴打在窗上，我的呼吸让玻璃蒙上白雾。我望着哈山和阿里把行囊放进爸爸车子的行李厢。
阿米尔大人。法里又叫。
我来了。我回道。
很疯狂的，我竟然想要进去。想要走上阿里让我和哈山脱掉雪靴的台阶。想要踏进门厅，闻一闻阿里常丢进火炉与锯屑一起烧的橘子皮香味。想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吃一片烤南饼配茶，听哈山唱古老的哈札拉歌谣。
又一声喇叭。我走回停在人行道旁的越野车。法里坐在驾驶座上抽烟。
我一定要再看一样东西。我告诉他。
你能快点吗？
给我十分钟。
走吧。但当我要走开的时候：全忘了吧。这样会容易一些。
让什么容易些？
继续活下去。法里说，在窗外弹弹烟灰。你还有多少东西要看？让我来替你省省麻烦吧：你记得的东西都不在了。最好全忘了吧。
我不想再遗忘。我说：给我十分钟。
哈山和我爬上爸爸房子北边的山丘时，几乎一滴汗都没流。我们在小丘顶上追逐跑跳，或坐在山脊斜坡上，一览无遗远处的机场。我们看着飞机起飞降落。又开始追跑。
而今，我走到崎岖山丘的顶端时，上气不接下气，每口气都像要喷出火来。汗水淌湿脸。我停下来喘息，身侧一阵刺痛。然后我继续走，找寻荒废的墓园。我没花太多时间就找到了。墓园还在，那棵石榴树也是。
我靠着墓园的灰色石门，哈山就是在这里安葬他的母亲。铰链松脱的陈旧铁门已经不见了；在爬满墓地的丛丛茂密野草里，墓碑几乎已经完全湮没。环绕墓园的矮墙上，栖着两只乌鸦。
哈山的信里说，这棵石榴已经很多年没结果子了。看着这棵孱弱不见叶荫的树，我怀疑它是否还结得出果子。我站在树下，想起我们老是爬到上面，跨坐在树枝上，腿晃啊晃啊，阳光穿透枝叶斑斑点点洒在我们脸上，宛如光影拼贴出的马赛克画。石榴浓烈的滋味悄悄渗进我嘴里。
我曲膝蹲着，双手摩挲着树干。我发现我要找的东西了。刻痕已经模糊，几乎快看不见，但仍然还在。阿米尔和哈山，喀布尔之王。我用手指描摹每一个字母的刻痕。从细小的裂缝里刮下小块树皮。
我盘腿坐在树下，往南望着我童年的城市。往昔，家家户户都有树顶探出墙边。天空湛蓝广阔，晒衣绳上晾着的衣服在阳光下摇曳。如果你静心聆听，甚至会听到水果贩子拉着驴子走过瓦吉•阿卡巴汗区的叫嚣声：樱桃！杏子！葡萄！傍晚时分，你还会听到晚祷，新城清真寺的穆拉召唤众人礼拜的声音。
我听见一声喇叭，看见法里对我招手。是该走了。
我们再次往南开向普什图广场。我们碰见好几辆红色的卡车，后座载满持枪的大胡子年轻人。每回碰见，法里就低声咒骂。
我在普什图广场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付钱订了一个房间。三个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衣服和白披巾的小女孩，簇拥着柜台后面那个戴眼镜的瘦弱男子。他开价七十五美元，以这样破败的地方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我不在意。在夏威夷被海滩渡假屋敲竹杠是一回事，但如果是为了喂饱小孩又是另一回事。
房间里没有热水，毁损的厕所不能冲水。只有一张铁架床，铺着破旧的床垫，一条破破烂烂的毯子，角落里有张木头椅子。俯瞰广场的窗子破了也没修。我放下行李的时候，发现床下的墙边有滩血迹。
我给法里一些钱，让他去弄些吃的回来。他带回来四串热得嘶嘶响的烤肉、刚出炉的南饼，和一碗白米饭。我们坐在床上，只顾狼吞虎咽。在喀布尔有一件事完全没变：烤肉和我记忆中一样美味多汁。
那天晚上，我睡床，法里睡地上，旅馆老板额外收费多给我们一条毯子。房里没有一丝光线，只有月光透过破窗户流泻进来。法里说老板告诉他，喀布尔已经停电两天了，而他的发电机也还没修好。我们谈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他在马札尔．伊．沙利夫与贾拉拉巴德的成长历程。他告诉我，他和他父亲在潘吉夏山谷参加圣战对抗苏联红军之后的事。他们受困断粮，只能吃蝗虫果腹。他说起直升机轰炸炸死了他父亲，以及地雷炸死两个小女孩的往事。他问我美国的事。我告诉他，在美国，你走进任何一家杂货店，都有十五到二十种不同的早餐谷片可以选择。羊肉都很新鲜，牛奶都是冰的，水果很多，水很干净。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每台电视都可以遥控，如果你想要，也可以架设卫星接收碟。可以接收到五百多个频道。
五百？法里大叫。
五百。
我们静默了一晌。我以为法里已经睡着了，却听到他压低声音说：大人，你知不知道，纳斯鲁汀穆拉的女儿回娘家抱怨她丈夫打她，穆拉怎么办呢？在黑暗中，我可以感觉到他在微笑，而笑容也浮上我的脸。世界上所有的阿富汗人都至少知道一两个秀逗穆拉的笑话。
怎么办？
他也打她，然后把她送回去，告诉她丈夫说穆拉不是笨蛋：如果这个混蛋胆敢打他的女儿，穆拉就会打他老婆报复。
我笑起来。部份是因为这个笑话，部份是庆幸阿富汗人的幽默感没有改变。战火肆虐，网际网路出现了，机器人在火星表面活动，而在阿富汗，我们依旧说着纳斯鲁汀穆拉的笑话。你听过有一次穆拉肩上扛个重袋子骑驴子的故事吗？我说。
没有。
街上有个人说，你干嘛不把你的袋子放在驴子身上？他说：那太残忍了，对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来说，我已经够重了。
我们轮流讲纳斯鲁汀穆拉的笑话。把故事都讲完之后，我们又再度陷入沉默。
阿米尔大人？法里说，几乎睡着的我惊醒过来。
嗯？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是说，你到底为什么？
我告诉过你了。
为了那个男孩？
为了那个男孩。
法里在地上翻个身。很难相信。
有时后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现在人在这里。
不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是那个男孩？你大老远从美国来，就为了一个什叶徒？
这句话扼杀了我原有的笑意。还有睡意。我累了。我说：我们睡一会儿吧。
不久，法里的鼾声就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我一直醒着，双手抱胸，从窗户望着星光点点的夜空，思索着大家对阿富汗的评语或许是对的。或许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
我们走进入口的隧道，喧闹的群众已挤满加齐体育场。几千人乱挤在十分坚实的水泥看台上。孩童在走道嬉戏，在阶梯上下追逐。空气里满是辣酱鹰嘴豆的味道，混杂着粪便与汗水的气味。法里和我经过卖香烟、松子和小面包的摊贩。
一个穿斜纹呢外套的细瘦男孩抓住我的手肘，在我耳边说话。他问我要不要买性感照片。
很辣喔，大人。他说，警觉的眼睛左瞥右睇让我想起几年前有个女孩在旧金山田得隆区（Tenderlion，旧金山市治安极差的地区。）向我兜售毒品的情景。小伙子拉开外套口袋，让我飞快瞧一眼他的性感照片：印度电影明信片上，天真无邪明艳动人的女明星，盛装打扮，依偎在男主角怀里。很辣喔。他又说了一遍。
不，谢谢。我推开他说。
如果他被逮到，他们会鞭得他老爸从坟墓里爬出来。法里喃喃说。
这里没有划座位，当然。没有人会礼貌周到地指点我们坐在哪一区，哪一行，哪一排，哪一个位子。这里一向没有，即使在君权时代也没有。我们找到一个还可以的位子坐下，就在中场左边，这还是花了法里不少推拉的力气才占到的。
我还记得一九七○年代，场上的草地有多么绿，那时爸爸常带我来这里看足球赛。而今一片凌乱。到处是坑洞弹痕，南面球门柱后面地上的两个大洞特别引人注目。而且那里完全没有草，只有泥土。等两队终于进场全穿着长裤，尽管很热比赛开始，在球员踢起的漫天尘土中，很难看到球的踪影。手抓鞭子的年轻神学士在走道来回漫步，只要欢呼太大声就会吃上一鞭。
中场的哨声吹起之后，他们就出场了。两辆布满灰尘的卡车，和我抵达之后在城里看到的那些一样的卡车，从大门开进体育场。群众站起来。一个穿绿色布卡的女人坐在一辆卡车上，另一辆车上是个蒙住眼的男人。卡车沿着跑道绕行一周，缓缓的，仿佛要让群众看个够。这有挑起欲望的效果：大家伸长脖子，指指点点，踮起脚尖。在我旁边，法里低声祷告，他的喉结上下滑动。
红色卡车驶进赛场，卷起两道烟尘，轮轴盖上阳光反射。第三辆卡车在球场的边缘和那两辆车会合。这辆卡车的后面放了一些东西，我顿时了解球门柱后面那两个坑洞的用途。他们搬下第三辆卡车载的东西。群众早有预期地窃窃私语。
你想留在这里吗？法里凝重地说。
不想。我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像此刻这么渴望离开一个地方。但我们必须留下来。
两个肩扛自动步枪的神学士拉着蒙眼男人下第一辆卡车，另两个人拉下那个穿布卡的女人。那女人的膝盖一弯，跌倒在地。士兵拉她起来，她又倒下。他们想再拉她起来，但她又踢又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永远、永远不会忘记她的尖叫声。那是误闯陷阱的野兽，想奋力拉出被撕裂的腿时的哭号。又有两个神学士过来帮忙，把她拖进其中一个深及胸口的洞里。而那个蒙眼男人则任由他们把他丢进替他挖好的坑里。此时，这两个被控有罪的人只剩上半身露出地面。
一个蓄白胡子、身穿灰色长袍、圆胖的教士站在球门柱附近，手提麦克风，清清喉咙。在他背后，那个在洞里的女人仍在尖叫。他念诵一长段可兰经的经文，体育场内的群众突然噤声，只有他带鼻音的声音高低起伏。我还记得爸爸很久以前对我说的话：在那些自以为是的猴子胡子上撒尿。他们什么不会，只会数念珠背经书，而且那本书还是用他们根本就不懂的语言写的。如果阿富汗落到他们手里，我们只能求真主保佑了。
祈祷结束之后，教士又清清喉咙。兄弟姊妹们！他用法尔西语说。他的声音在体育场里回荡。我们今天在这里执行伊斯兰教法。我们今天在这里实践我们的正义。我们今天在这里，因为阿拉的旨意与先知穆罕默德的箴言，愿祂安息，在阿富汗，我们心爱的故乡，永远存在、发扬光大。我们聆听并奉行真主的训示，因为在真主的大能面前，我们只是谦卑无能的生物。真主怎么说？我问你们！真主怎么说？真主说，每一个罪人都必须遭受惩罚，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不是我说的，不是我兄弟说的。这是真主的训示！他空着的那只手指向天空。我的头很痛，太阳照射得太过毒辣。
每个罪人都必须被惩罚，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教士对着麦克风复诵一遍，压低声音，一字一字慢慢说，充满戏剧张力。兄弟姊妹们，什么样的惩罚该用在奸夫身上？我们该如何惩罚这两个玷辱神圣婚姻的罪人？我们该如何惩罚这两个在真主脸上吐唾沫的罪人？我们该如何惩罚这两个对着真主的窗户丢石头的罪人？我们应该把石头丢回去！他关掉麦克风。观众群里响起一阵嗡嗡的低语声。
在我身边，法里摇着头。他们还自称为穆斯林呢。他耳语说。
这时，一个高大阔肩的男人走下卡车。他的出现让一些观众响起欢呼声。这次，没有人因为大声欢呼而吃鞭子。这个高大男子的洁白外衣在午后的阳光里闪闪发亮。他宽松衬衫的衣角随微风轻扬，他张开手臂，宛如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缓缓转了一圈，向四周的观众致意。等他面对我这一区时，我看到他戴着墨镜，和约翰•蓝侬戴的一样。
那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法里说。
戴墨镜这个高大的神学士走近从第三辆卡车搬下来的那堆石头。他拣起一块石头，展示给群众看。嘈噪声静止，只剩下嗡嗡声在体育场里回荡。我环视四周，看到每个人都发出啧啧声。那个神学士站在球场上，就像棒球捕手站在投手丘上一样突兀。他把石头丢向坑里的蒙眼男子。击中他的头部侧边。女人又开始尖叫。群众发出惊呼：啊！我闭上眼睛，双手掩住脸。每掷一块石头，观众就发出一声啊，持续不断。等他们不叫了，我问法里结束没。他说还没。我猜是大家的喉咙干了。我不知道我掩着脸坐了多久。我只知道我听到邻近的人在问：死了吗？ ，才再张开眼睛。
坑里的那个男人只剩一团模糊的血肉与破烂的衣衫。他的头向前垂，下巴抵着胸。戴约翰•蓝侬眼镜的神学士低头看着蹲在坑边的另一个男子，手里上下抛着一块石头。蹲着的男子戴着听诊器，一头压在坑里那个男人的胸口，一头听着。他从耳边取下听诊器，对戴墨镜的神学士摇摇头。
约翰•蓝侬走回投手板。
等一切都结束，等那两个血肉模糊的尸体被随便地拖回红色卡车各自分开几个人用铲子很快地把土填回坑里。其中一个踢起一些土，草草遮住一大滩血迹。几分钟之后，球队回到球场。下半场开始。
我们的约订在下午三点。约见能这么快敲定，着实令我意外。我原本以为会拖一段时间，至少会有一番盘问，也许还要查验我的证件。但我得知的是，阿富汗的官方事务依旧是不太正式的：法里唯一要做的只是告诉挥鞭子的神学士，说我们与那位穿白衣的神学士有私人事务要讨论。法里和他交谈几句。那个拿鞭子的家伙点点头，用普什图语对场上的一个男人喊了几声，那人便跑到南面的球门柱，戴墨镜的神学士正和主持仪式的胖教士聊天。三人交谈。我看见戴墨镜的家伙往上看。他点点头，在传话的人耳边说了些话。小伙子再接着把讯息传回来给我们。
安排好了。三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