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这么多的盲人似乎至少带来了一个好处，或者应该说是两个好处，第一个是心理层面的好处，因为他们现在了解到整栋房子终于已经完全住满，从此终于可以和邻居们建立并维持稳定持久的关系，不用再经常因为新来者的出现而扰乱原有的状态，被迫一再重建沟通管道，这样的稳定和等着新室友随时冒出来有显著的不同。第二个是直接、实际且具体的好处，也就是外面的主管单位，无论是军方还是文职机构，都已经了解到，替二、三十个人准备食物是一回事，替两百四十个背景、性格各异的人准备食物是另一回事。原先的二、三十人由于势单力薄，对于食物递送中偶然的错误或延迟多少比较有心理准备，也比较容忍，比较逆来顺受。而眼前突然降临的复杂责任就不同了。两百四十个人，注意，这还只是保守的估计，因为至少有二十个人没能找到床位，不得不席地而眠。总之他们必须体认到三十个人分享十人份的食物和两百六十个人分享两百四十人份的食物是不同的。两百六十与两百四十间的差别微乎其微。听好，就是因为政府有意识地假定他们的责任加重了，而且说不定政府担心会爆发更多骚动这个假设不容忽视因此决定在程序上有所改变，要求下属在运送食物的量和时间上都要准确。很显然经过了我们所见到的这一番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十分可悲的紊乱后，数量如此庞大的盲人居住在一起是没有可能轻松和平的了，我们只需记起那些原本有视力而如今已失明的疑似受感染的可怜病患，记起失散的夫妻和失散的子女，记起被推倒和践踏有些还倒下了两、三次的人的难受，记起到处寻找宝贝财产却遍寻不着的人，唯有彻底麻木不仁的人才能把这些可怜人的不幸不当一回事似地遗忘。然而不能否认，午餐即将送来的消息对每个人来说都有如镇痛药膏般带来慰藉。因为没有适当的组织负责执行，或因为没有权威人士能制定必要的原则，领取这么大量的食物并分给这么多人吃引发了更多的误会，倘若这点也是不能否认的，我们就必须承认，当这整个古老的精神病院里，除了两百六十张嘴的咀嚼声外一点声音也没有时，这儿的气氛大大地改善了。事后谁将会来清理这片杯盘狼藉，是个目前为止尚未得到答案的问题。扩音器要到傍晚才会再度宣读秩序规则，为了全体的利益，大伙儿有必要遵守这些规则，然而新来的人会如何看待这些规则，届时就会知道了。右侧厢房第二病房的人好不容易决定掩埋他们室友的尸体，这可不是小事，至少我们不用再闻到那种特殊的气味，活人的气味虽然也不好闻，但到底比较容易习惯。
至于第一间病房，可能因为历史最悠久，在适应失明方面也最有经验，因此吃饱饭一刻钟后，地板上便一点脏纸屑、遗落的盘子或滴水的容器也没有了。所有的东西都收集起来，依照合理的卫生规则，小的装在大的里面，脏的装在不那么脏的里面，极力维持了处理垃圾与残渣所能达成的最高效率，并采用了执行这件工作所需花费的最小精力。坚决订定这种社会管理方式所需的必要心态不可能是急就章，也不可能自动自发。在我们眼下正严密观察的这个例子中，病房最里端那位失明女子的谆谆教诲似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她是那位眼科医生的太太，这医生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活得完全像个人，至少也要全力避免活得完全像禽兽，他的太太一再重复这些本质上如此简单浅显的话，结果整个病房的人都把她的劝告变成了一种格言，一种权威，一种教条，一种生活规范，这样的态度使人对他人的处境与需求多了一份体谅，当戴黑眼罩的老人向门内窥探、询问这儿可有床位时，病房里的盲人之所以热情欢迎他，很可能就是受了这种心态的影响，虽则那影响并不算太深远。这儿的确有张床位，这是个幸运的巧合，而这巧合清楚预示了未来的后果。空床就仅仅这么一张，这张床何以能在这场入侵中未被攻陷，原因谁都猜得到，偷车贼曾在上面忍受苦不堪言的痛楚，可能正因为如此，这张床残留着一种痛苦的气氛，因此人人都敬而远之。这是命运的杰作，是神秘难解的谜团，而这巧合并不是第一个巧合，绝对不是，只要看看第一个盲人出现时的眼科病人都集中在这个病房，便能明白了，而即使在这时候，大伙儿还以为巧合就到此为止了。医生太太和平常一样压低了声音，以免让人发现她的秘密，她在丈夫耳畔轻声说，说不定他也是你的病人，是个老人，白发，头顶秃了，一只眼睛戴眼罩，我记得你提过他。哪只眼睛。左眼。那一定是他。医生往走道走去，提高声音说道，我想摸摸这个新来的人，我要请他往我的方向走，我也会往他的方向走。两人在半途中相撞，手指与手指碰触，像两只蚂蚁舞动触角辨认彼此，但这里的情况不同，医生请求允许，手拂过老人的脸，很快找到了眼罩。没错，他宣布，他就是失踪的那个人，戴黑眼罩的病人。你说什么，你是谁，老人问。我是，或者说我以前是，你的眼科医生，你记得吗，我们在商量动白内障手术的时间。你怎么认出我的。最重要的是你的声音，对盲人来说，声音就是视觉。对，声音，我也慢慢认出你的声音了，谁想得到啊，医师，现在没有动手术的必要了。如果这个毛病可以治疗，我们两个都有动手术的必要。医师，我记得你告诉过我，等我动完手术，我会认不出我生活的世界，现在我们都知道你说得多正确。你何时瞎的。昨晚。他们这么快就把你送来。外面大众恐慌得厉害，再过不久他们就会开始把突然失明的人立即杀掉了。他们已经在这里杀了十个人了，一个男人说。我发现了，戴黑眼罩的老人淡淡地说。那些是别的病房的，我们病房的尸体我们马上就掩埋了，同一个声音这么说，仿佛是替一则报导做结论。戴墨镜的女孩走过来。你记得我吗，我当时戴着墨镜。虽然我有白内障，但我清楚地记得你，我记得你非常漂亮。女孩微笑了。谢谢你，她说，然后回到了她的床位。她在自己的床位大声说，那小男孩也在这里。我要妈咪，小男孩的声音传来，仿佛是在某种遥远而徒劳的哭泣后疲乏了。我是第一个失明的人，我太太也在这里，第一个盲人说。我是诊所的职员，在诊所工作的女孩说。医生的太太说，只剩下我还没自我介绍了，于是她说出自己是谁。老人仿佛是要回报这番欢迎似地宣布，我有收音机。收音机，戴墨镜的女孩拍手欢呼起来，音乐，多好。对，老人提醒她，但只是个小收音机，用电池的，电池可不是永远用不完。别跟我说我们会永远关在这里，第一个盲人说。永远，不，永远太久了。我们可以收听新闻，医生说。还有一点点音乐，戴墨镜的女孩坚持。每个人喜欢的音乐不同，但大家都有兴趣知道外面的情况，我想收音机用来听新闻比较好，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他从外套口袋里掏出小小的收音机，捻开开关，寻找不同的电台，但他的手仍太紧张，转不到任何一个频道，因此大伙儿一开始听到的是间歇的杂音、零星的音乐和破碎的语句，好不容易他的手稳了，音乐的声音清晰可辨。停在那儿一会儿，戴墨镜的女孩哀求。语句清晰了。那不是新闻，医生的太太说。接着她仿佛灵光一闪，问道，现在几点了。但她知道没有人能够回答她。频道钮持续从小小的盒子里挖掘出声音，一会儿它停了下来，是一首歌，一首没有意义的歌，但盲人慢慢聚拢了，没有推挤，一旦感觉到跟前有人，他们便站定脚步倾听，瞪大的眼睛定定朝向歌声响起的方向，有些人哭了，就像可能只有盲人能哭，他们的眼泪滔滔如泉涌。歌声停了，播音员说，响三下后就是四点了。一个盲女人笑着问，是下午四点还是清晨四点，然而她的笑声似乎刺痛了自己。医生太太偷偷调整手表，骨辘骨辘上起发条来，现在是下午四点，然而坦白说，手表并不关心上午或下午，它从一点走到十二点，余下的部分只是人们脑袋里的观念。戴墨镜的女孩问，那微弱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像。是我，我听到收音机报四点，就给手表上发条，这是我们常有的自然反应，医生的太太说。接着她想，为了这么点事冒这种险实在不值得，她其实只要瞥一眼新来盲人的手表就行了，总会有人戴运作正常的手表的。她这时才发现，戴黑眼罩的老人就戴了手表，而且时间是正确的。医生说，告诉我们外面的情况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那没问题，但我最好坐下来，我的脚快断了。盲人们每三、四个合坐一张床，彼此作伴，尽可能舒服地坐好，安静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于是开始叙述他所知道的事，在视力仍正常时亲眼看到的事，以及从这流行病爆发到他自己失明之间的几天中他所听闻的事。
如果传言属实，他说，最初的二十四小时，有数百个类似的案例，症状都相同，都是突发，也都完全找不出异常之处，明亮的白占据他们的视野，无论事前或事后都感觉不到任何痛楚。第二天，据说新案例的数量降低了，从数百宗减少成数十宗，政府因此宣布，他们深信情况不久便将获得控制。自此刻开始，除了少数无可避免的评论外，我们已不再一五一十转述戴黑眼罩老人的话，而是就词汇的正确度与适切性重新加以评估，以重新组织过的陈述加以取代。之所以出现这个意外的转折，是由于叙述者使用严谨拘束的言词，纵然倘若没有他，我们便无从得知外界的资讯，然而无论他作为这个特殊事件补充报导者的身分多么重要，由于我们了解，任何事实的描述都会因所使用词汇的精准与适用度而更臻完善，因此他过于严谨的措词几乎使他没有资格担任补充报导者。回到我们原先的话题，政府原假设全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染病横扫，这传染病由一种至今不明的病原所引发，感染后即刻发病，特点是毫无潜伏期。如今政府排除了这种假说，改称根据最新的科学意见以及行政单位从而做出的最新诠释来看，目前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暂时性、意外且不幸的巧合。是否确实为巧合，目前也尚未获得证实。政府的公报先就现有资料做一番分析，然后强调，这个现象可能已开始呈现减缓的迹象，几乎明显将获得解决。一位电视评论员创造了个恰当的譬喻，将这个不知是传染病还是其他什么的现象比拟成一支射向空中的箭，在到达最高点时，仿佛悬挂似地停顿了一下，而后便遵循必然的下降曲线，如果上帝成全的话，重力似乎增快着下降的速度评论员说完祷词，又重新回归人类的琐碎事务，回到这所谓传染病的话题直到这折磨着我们的可怕梦魇终于消失为止。这样的话在媒体上不断出现，最后总以虔诚的祈愿作结，一方面祝福不幸失明的人早日恢复视力，同时并承诺政府与民间将一致给他们支持。在久远久远以前的年代，寻常百姓凭着骁勇的乐观，将类似的论点与比喻归纳成了谚语，诸如好事坏事都如浮云，转眼即过，对于有时间习得人生与命运之起伏的人来说，这是句极好的箴言，而在进入了盲人的国度后，应该翻译成这样，昨天我们看得见，今天我们看不见，明天我们将再度看得见，第三句，也就是最后一句，加了个问号，仿佛是谨慎在最后一刻决定要在这充满希望的结论里添加一点怀疑色彩，以防万一。
很不幸，这类的希望很快就证实是梦幻泡影，政府的期望与科学界的预言消失得无影无踪，失明的病状继续蔓延，不是像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滔天洪水，而是有如数千条汹涌的细小河川，阴险地渗透弥漫大地，然后一举将它淹没。这个社会灾难已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当局紧急召开种种医学会议，其中以诸多眼科医生和神经学家齐聚一堂的会议为最重要。由于建立机制无可避免地需要时间，部分人士大声疾呼应当成立的大会始终未能成立，取而代之的是种种的座谈会、研讨会、圆桌讨论会，有些开放给一般大众旁听，有些则关起门来密商。整体的结论证实了辩论的无用，同时由于发生了数起在会议中骤然失明的案例，发言者突然嚷道，我瞎了，我瞎了，导致报纸、电台及电视纷纷失去了主动积极的精神，也不再有兴趣从事这类对某些传播媒体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诚属谨慎且值得称许的行为，这些媒体向来靠各式各样的耸动事件、他人的幸与不幸来过活，诸如某个眼科教授突然失明的这类情况保证具有丰富的戏剧性，原是他们拼了命也要做实况报导的机会。
一般大众信心逐渐丧失的证据是由政府自己提供的。政府的政策在六天内更改了两次。起初政府信心满满地以为，只要把所有盲人都关在某个特定区域，比如我们现在被关的这个精神病院，就能控制疫情。但失明的案例不断增多，来势汹汹，致使政府内某些具影响力的人士唯恐官方主动出击的方式不足以应付眼前的状况，以致消耗庞大的政治成本，因此强力主张由家庭负责将自家的盲人关在屋内，禁止他们外出，以免使原本壅塞的交通更加恶化，也避免引发视力正常者的不悦。那些明眼人对多少带点抚慰作用的意见置若罔闻，深信这种白病是经由视线接触而感染，就像恶魔眼一样【注一】。当一个人沉浸于自己或悲伤或喜悦这是假定世上仍存在着喜悦或无悲无喜的思绪中时，突然见到迎面走来的人表情丕变，露出无限惊恐的神色，紧接着陷入无可避免的哭嚎，我瞎了，我瞎了，期待他有其他的任何反应的确不应当。没有人的神经承受得了这种事。最惨的是整个家庭无一幸免，迅速成为盲人家庭，再没有人能替他们导盲、提供照顾、保护他们免受明眼邻人的欺负，小小孩儿尤其可怜，而这些盲人无论是多么充满爱心的父亲、母亲或子女，都无法彼此照顾，否则便会面临画中盲人的命运同时行走、同时跌倒、同时死去。 【注二】
【译注一】西方传说被恶魔眼（ｅｖｉｌ ｅｙｅ）瞪视就会遭厄运。
【译注二】比利时（一说荷兰）画家布勒哲尔（一五二〇︱一五六九）所绘之《盲人的寓言》（一作《瞎子带瞎子走路》，绘于一五六八年，现藏于拿波里国家画廊），画中有六个盲人，伸出手臂和马竿相互提携，步履蹒跚走向深坑，领路人已跌落其中，第二个盲人眼看就要绊倒在他身上，第三人意识到危险，却欲罢不能，其他的人则懵懵懂懂，只管奋力前行。取材自《巨匠》美术周刊第二十期。
面对这种状况，政府别无选择，回头是岸，于是放宽可征用场地的条件，因此废弃工厂、老旧教堂、运动场及空仓库都临时派上用场。戴黑眼罩的老人补充说，最近两天，有人在讨论要不要拿出军用帐棚来扎营。最初的时候，好几个慈善团体仍派出义工协助盲人，替他们铺床、扫厕所、洗衣服、张罗吃的，提供这一类即使是明眼人维持差堪忍受的生活也需要的最基本照顾。这些可爱的善心人士迅速失明了，但至少他们的善行将流芳百世。有没有义工到这儿来呢，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没有，医生的太太回答，谁也没来过。说不定只是谣言。那城里的交通怎么样了，第一个盲人问。他想起他的车，以及载他上诊所、后来又帮忙他掘墓的计程车司机的车。交通一片混乱，戴黑眼罩的老人回答，并且详细举出了几起意外或其他案件的例子。第一次有公车司机在大马路上驾驶公车而突然失明时，虽然造成了人员死伤，但大众因为习惯的缘故，并没有赋予太多注意，而客运公司的公关主任并没有大惊小怪，泰然自若地宣布这起灾害系人为疏失所导致，事件当然令人遗憾，然而从各方面看来，这就和心脏从未感到不适的人突发心脏病一样无可预知。公关主任表示，我们汽车的机械和电子零件以及我们同仁的身体都定期接受严格的检查，这一点从我们公司的车一般来说出事率极低中可以看出清楚而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一番牵强的解释上了报，但民众各自有比小小车祸更重要的事要关心，毕竟这情况并不比煞车失灵严重到哪里去。何况两天后，果真有一起车祸起因于煞车失灵，然而以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真相总必须伪装成错误，才能达到目的，因此有关驾驶突然失明的谣言绘声绘影地流传，谁也无法使大众相信真相，此现象的后果迅速浮现，民众自某一刹那起再也不搭乘公车了，他们宣称情愿自己失明，也不愿因他人的失明而丧生。很快地，相同的原因又导致了第三起意外，这回出事的车辆一个乘客也没载。我也可能碰上这种事，这类的话于是风起云涌，说话者带着心有戚戚焉的时兴语气。他们无法想像这些话说得有多么正确。有一架客机的正副驾驶同时失明，客机因而坠毁，在着地的刹那轰然起火，乘客与机员全部罹难，而唯一的幸存者黑盒子事后透露，该飞机的机械与电子设备状况都无懈可击。这种大规模的灾难不同于小小的公车车祸，结果是所有仍抱着希望的人都绝望了，引擎声就此绝迹，所有的轮子不分大小快慢，都从此不再转动。从前习惯抱怨交通问题每况愈下的人，因为静止或移动中的车辆总是妨碍他们行走而无所适从的行人，在同一个街区绕行无数次后终于找到停车位而成为行人，并在先为自己抱怨而后再为与其他行人相同原因抱怨的驾驶人，如今必定都满意了，只除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难以忍受，即由于再也没有人敢驾驶任何交通工具，甚至连从Ａ点到Ｂ点都不敢，因此汽车、卡车、摩托车、甚至脚踏车，都凌乱不堪地散布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驾驶人的公德心在何处被恐惧征服，这些车便被扔在何处，一台前轴悬挂着车辆的拖车便是证据，这景象可怖骇人，很可能拖车司机比谁都先失明。情况无论对谁来说都很糟，但对不幸失明的人来说真是天崩地裂，因为，套句最近时兴的话来说，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脚该往哪儿踩。看着盲人一个接一个撞上被丢弃的车辆，把小腿撞得瘀青，实在可悲，有些仆倒在地，哀求道，有没有谁可以扶我站起来。但也有些人生性暴躁，或在绝望下变得易怒，一面咒骂，一面甩开旁人伸出的援手。别理我，马上就轮到你了。于是充满同情心的人会立即受到惊吓，赫然明白自己的善行使自己暴露在多大的危险之中，因而逃之夭夭，消失在浓浓白雾中，说不定再走个几步路便失明了。
戴黑眼罩的老人做了结论，外面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形，我知道的也不是全部，只是我用双眼看到的事。突然他停顿了，随即改口。不是双眼，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现在一只也没有了，呃，是还有的，只是没用了。我始终没问过你，为什么你不装玻璃义眼，而要戴黑眼罩。为什么要装玻璃义眼呢，告诉我，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因为那样很正常，比较好看，而且卫生得多，可以像假牙一样拆下来清洗替换。话是没错，医师，但是告诉我，如果现在所有失明的人都失去了他们的双眼，我的意思是在实体上真的失去了，如今戴着两颗玻璃义眼有何意义呢。你说得对，一点意义也没有。既然大家最后都会失明显然目前情况就是这样那么还有谁在乎美不美呢，而至于卫生，告诉我，医师，在这种地方你期待什么样的卫生。或许唯有在盲人的世界里，事情才会以源源本本的面目呈现，医生说。那么人呢，戴墨镜的女孩问。人也是一样，谁也看不到他们。我突然有个点子，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来玩个游戏打发时间。我们看不见，要怎么玩游戏，第一个盲人的太太问。嗯，不是真的游戏，我们每个人说出自己失明的刹那看到的东西。那说不定会很尴尬呢，有人这么说。不想玩的人可以不说话，最重要的是谁也不可以捏造事实。举个例子吧，医生说。没问题，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失明的时候正在看我失明的眼睛。什么意思。很简单，我感觉我空洞的眼窝内部仿佛着火了，于是摘下眼罩来满足我的好奇心，然后那一刹那我就瞎了。听起来好像是个寓言，一个不知名的声音说，那只眼睛拒绝承认自己不存在。至于我，医生说，我在家里研究眼科方面的参考书，正是为了现在发生的这种现象而研究，我最后看到的是我的手放在书上。我最后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我看到的是救护车的内部，我当时在扶我先生进救护车。我已经向医生解释过我的情况了，第一个盲人说，我在红绿灯前停下来，灯号是红灯，有人在过马路，我就突然瞎了，然后前几天死掉的那个人送我回家，我当然看不到他的脸。至于我，第一个盲人的太太说，我记得我最后看到的是我的手帕，我坐在家里，哭得死去活来，我把手帕拿到眼前，然后就瞎了。我的情况是，在诊所工作的女孩说，我刚刚走进电梯，伸出手要按按钮，却突然看不见了，你可以想像我多么难过，一个人被困在电梯里，不知道该往上还是往下，也找不到开门的按钮。我的情况比较单纯，药店伙计说，我听到人们失明的消息，禁不住思考万一我瞎了会是什么样子，于是闭上眼睛揣摩看看，睁开时就瞎了。听起来又像个寓言，不知名的声音插嘴，你想失明，就会失明。大伙儿默然不语，其他的盲人回到自己的床上了，这可不容易，因为他们虽然各自知道自己是几号床，但非得从病房的一端数起，从第一张床往上算或是从第二十张床倒着算回来，才能肯定自己到了自己想去的地方。单调如念经的喃喃计算声逐渐消失后，戴墨镜的女孩叙述了自己的遭遇。我在一个旅馆房间里，有个男人躺在我身上。说到这里她就沉默了，没有脸叙述她在做什么，叙述她眼前一片白，然而戴黑眼罩的老人问，然后你眼前一片白。是的，女孩回答。说不定你的盲和我们不一样，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只剩下旅馆清洁妇还没说话。我正在铺床，有个人在那张床上失明，我把白床单举起来摊开，把四边塞好，用两只手把它弄平时，突然就看不见了，我还记得我把床单铺平，铺得非常慢，那是最底层的床单，她加了这么一句，仿佛这话具有特殊意义似地。大家都说了自己看见的最后一刻遭遇了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如果没有别人了，我就来说说我的情况吧，不知名的声音说。如果还有人没说，可以等你说完再说，你就说吧。我最后看到的东西是一幅画。一幅画，戴黑眼罩的老人跟着重复一遍，那么这幅画在哪里。我去了一间博物馆，那幅画上有玉米田、乌鸦和柏树，还有个太阳，看起来像是由一大堆破碎的太阳所组成的。听来是个荷兰画家的画。应该是吧，但画里还有只快淹死的狗，半个身子已经沉没了，可怜的家伙。那样的话就是个西班牙画家了，在他之前没有人画过那种情况下的狗，在他之后也没有人有勇气尝试。有可能，但画上还有个堆满干草的马车，由几匹马拉着，正在越过一条小河。左边有一栋房子吗。有。那就是个英国画家画的了。有可能，但我觉得不是，因为画上还有个女人抱着个小孩。母亲和小孩在画里非常常见。的确，我也发现了。但我不了解的是，一幅画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画家画的这么多幅画。而且里面还有男人在吃饭。艺术史上有很多的午餐、午茶和晚餐，光是这一点不足以告诉我们是谁在吃东西。共有十三个人。啊，那就容易了，继续说。还有个一丝不挂的金发女郎，站在一个浮在海面的海螺里，她的身旁花团锦簇。很显然这是义大利画家画的。还有一场战争。就和以宴会或抱小孩的母亲为主题的画一样，这样的描述不足以告诉我们这是谁画的。画上有死尸和受伤的人。这很自然，所有的小孩迟早都会死，士兵也是。还有一匹吓坏了的马。眼睛快要从眼窝里掉出来是吗。一点也没错。马都是那样的，你的画上还有些什么其他的画。唉，我没机会看到，我在看那些马时失明了。恐惧会导致失明，戴墨镜的女孩说。这话再实在不过了，我们在失明的刹那之前便早已失明，恐惧使我们盲目，也会使我们继续眼盲。是谁在说话，医生问。一个盲人，那声音回答，不过是个盲人，我们这儿唯一不缺的就是盲人。接着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一份盲目需要几个盲人来构成。没有人答得出来。戴墨镜的女孩央求他打开收音机，说不定有新闻。新闻要稍后才播报，现在先听点音乐。某一刹那有些盲人出现在病房房门外，有个人说，真可惜没人想到带把吉他来。新闻并不很令人振奋，有传言说政府就快要团结齐心，全国性的救赎将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