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警察把偷车贼送回家。这位谨慎而富同情心的人民保母压根儿没想到他挽着的是个冷血罪犯的手臂，倘使在另外的情境，这么挽住手臂便是为了防止罪犯脱逃，但现下他只是担忧这可怜人会被路面绊得栽跟头。我们可以轻易想像当小偷的妻子打开门，与一位穿制服的警员正面相对，而警员押着至少看来是押着一个孤伶伶的罪犯，且罪犯痛苦的表情显示他遭遇了比被捕更悲惨的事时，她受到多大的惊吓。女人最初以为丈夫在作案时当场落网，警察则到家中搜索。然而尽管这想法自相矛盾，但想到丈夫向来只偷车，而以车的体积断不可能藏在床底，她又不禁感觉安心。不过她无须疑惑太久，警察告诉她，这人瞎了，好好照顾他。女人在得知警察只不过是陪伴丈夫回家后，理当是松了一口气，但当丈夫扑倒在她怀里痛哭流涕，把我们已知的事情原委告诉她时，她体认到了这即将摧毁他们生活的不幸事件有多严重。
戴墨镜的女孩也是由员警护送回父母家，但她的失明状况向外界揭露的那一幕太过刺激，降低了返家时的戏剧性。当时的情况是，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在饭店里尖声惨叫，惊动了其他客人，而她的男伴急匆匆穿上裤子，企图逃离现场。在理解到自己视力的丧失并非某种新奇意外的欢乐产物后，女孩发出震耳欲聋的尖叫，而后却窘得六神无主。无论假道学的伪善人士有何意见，这窘迫与她为牟利而全心投入的爱的仪式并不冲突。饭店甚至不给她整理仪容的时间，便以粗暴而近乎野蛮的态度将她驱逐出境，她全不敢流泪或哀叹自己命运乖舛。警察问她是否有钱搭计程车回家，那嗓音若非如此无礼的话，就会显得尖酸了。他警告她说，国家是不负担这种费用的。我们在此附带一提，由于女郎隶属于为数众多赚取不义之财且不纳税的族群，这种措施也不是没有逻辑的。她点头表示肯定，但你可以想像，由于自己盲了，她想警察或许没注意到她的动作，于是咕哝道，有，我有钱，接着又压低嗓子补一句，我要没钱就好了。这话我们听来恐觉得怪，但只要想想人类的头脑总是拐弯抹角，直接便捷的路径从不存在，便会明白她的话是再清晰不过了。她真正要说的是，她因从事不体面的勾当而遭到惩罚，这便是她道德败坏的报应。她早已告诉母亲她今天不回家吃晚饭，结果却反而提前回家，比爸爸还早到家。
眼科医生的情况就不同了。不只因为他的失明发生在家中，同时由于他身为医生，不能像那些只在有病痛时才注意自己躯体的人，就这么束手无策地任绝望宰割。即便处于如此苦楚的情况下，眼前有一整夜的焦虑要熬，他仍能记起在世间描述死亡与苦难的最伟大诗篇《伊里亚德》里荷马写的话，医生的价值相当于数人，这话在量方面的字面意义我们不能照单全收，而应执着于质的方面，这点我们要不了多久就能懂得。他鼓起勇气别惊动妻子，径自上床，尽管妻子在恍惚中喃喃发话，蠕动着翻身过来偎依着他，他依然不动声色，躺在床上数小时不寐，最后终于勉强偷得片刻睡眠，完全是因为疲惫的缘故。他但愿长夜永不结束，以医治他人眼疾为业的他才无须宣告自己的眼盲，然而同时他却也焦急等待着白昼的天光，他脑海中出现的正是这么几个字，白昼的天光，而他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了。事实上，瞎了眼的眼科医师无论对谁来说功用都不大，然而是否向医药主管当局上报这项有可能演变成全国灾难的状况却是他的责任。这是一种迄今尚无人曾听闻的盲，显然具有高度传染性，且爆发得突然而毫无预警，患者在罹病之前毫无发炎、感染或变质性的眼科症状，这点从先前到他诊所求诊的盲人身上可以证实，也可以从自己身上证实。他有轻微的近视和散光，症状之轻使他决定暂不需配戴眼镜来矫正。不再有视觉的双眼，彻头彻尾盲了的眼，同时却又完好得无懈可击，没有任何先天后天的新痾旧疾。他仍记得他给那盲人做的缜密检查，眼科医生所能探查的范围内没有一部分不是健康正常，没有半点病变的迹象，在三十八岁的人身上是罕见的完美，甚至较年轻的人也少有这样的状况。他一时忘却了自己的盲，心想，那人不可能失明的。有些人的无私无我是惊人的，然而这也并非前所未有，荷马就说过类似的话，只不过用字不同罢了。
妻子起床时他仍佯作沉睡。他感觉到妻子轻吻他的额头，仿佛错以为他正置身于酣梦中而不愿惊扰他。或许她正想，可怜的家伙，昨晚为研究那可怜盲人的奇特病例而开了夜车。他独自一人，仿佛胸臆上压着厚重的云，正钻入他的鼻孔，从内里蒙蔽他，缓缓地扼死他。他发出一声短吟，任由两滴泪涌入眼眶，淌过太阳穴，落在两腮。泪水恐怕是白的，他想。如今他懂得了当病患对他说，医师，我好像快瞎了，那种时候他们心中的恐惧。屋里细微的声响向卧房趋近，上班时间快到了，妻子随时会走进来看他是否仍在睡。他小心翼翼爬起身，摸索着睡袍胡乱套上，而后走到浴室去小解。他知道镜子在哪里，他面向它，这回他没有纳闷这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说，人类的脑子要关上可以有千百种理由，他仅仅伸手去触摸玻璃，他知道他的倒影在镜里注视他，他的倒影看得到他，他看不到他的倒影。他听见妻子走进浴室。啊，你起床了。我起床了，他答道。他感觉她在他身旁。早安，我的爱。结婚多年了，他们仍以充满爱意的亲昵字眼相称。仿佛他俩是在演戏而这话是给他的提词似地，他说，恐怕不是这么安，我的视力出了点问题。她只听懂后半句话。我看看，她说，接着便仔仔细细观察了他的双眼。我什么也没看到。这话显然是借来的，这不是她的台词，他才是该说这句话的人，但他仅说，我看不到。接着又补一句，我想我一定是被昨天那个病人传染了。
在长久和丈夫亲密相处后，做医生太太的人多半会获得少许的医学知识，而这位先生娘与丈夫在各方面都相当亲近，因此有足够的常识，知道失明不是像传染病那样传播的，盲人对明眼人的注视不会导致后者的失明，失明是一个人与自己与生俱来的双眼之间的私事。但是无论如何，当医生的人不得信口雌黄，这是他们的义务，在医学院接受专业训练，为的就是这个，而这位医生除了宣告自己失明外，还公开承认他是被传染的，他的妻子无论懂得多少医学常识，又有什么资格质疑他。因此当这可怜的妇人面对着铁证如山时，她也只能和其他一般的妻子一样我们知道的已经有两个了伏在丈夫身上，展现出悲伤的自然反应。现在要怎么办，她流着泪问。通知医药主管当局，卫生署，这是第一要务，万一变成流行病，就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但是谁也没听过传染性的失明，妻子焦急地想抓住这最后一线希望，坚持着。也没有人碰过找不出失明原因的盲人，何况此时此刻至少有两个这种人。这最后一个字一说出口，他的表情就变了。他近乎粗暴地一把推开妻子，自己则向后退。走开，别靠近我，我会传染给你。他握紧拳头敲打自己的额头。真是个笨蛋，大笨蛋，这么白痴的医生，怎么没早一点想到，我们还整晚睡在一起，我应该睡在书房，把门关好，那样都不见得安全。拜托，别讲这种话，会发生的事就是会发生，来，我帮你弄点早餐吃。走开，走开。不，我不走。妻子大吼。你想怎样，撞上家具、摔跤、瞎着眼从电话簿里找电话号码，而我冷眼旁观，为了怕被传染而躲在玻璃罩里。她紧紧挽住他的手臂。跟我来，亲爱的。
医生喝完妻子坚持为他泡的咖啡，吃完她烤的吐司，我们可以想像他吃早餐的心情。这时时间还早，他需要通知的人都还没上班。从逻辑和时效来判断，他最好是尽快直接通知卫生署主管单位，但他随即明白单单表明自己是个医生，有紧急要事要禀报，并不足以说服接电话的低阶公务员。何况这公务员还是他恳求了半天，总机才勉强愿意接通的。于是他改变了主意。对方希望先知道多一点的详情，才愿意报告直属上司。然而任何有一点责任感的医生都知道，他不能向自己接触到的第一个低阶公务员报告流行性失明的爆发，因为那样会立即引起恐慌。电话那端的公务员说，你说你是个医生，你要我相信你，我当然相信你，但我有我的职责，除非我知道你要谈什么事，否则我不能受理。这事很机密。机密的事不能用电话来处理，你最好亲自来一趟。我不能出门。你是说你病了。对，我病了，盲人迟疑了一会儿才回答。那么你得打电话给医生，真的医生。公务员挖苦他，而后一面对自己的幽默感到洋洋得意，一面挂上了电话。
那人的无礼犹如是一巴掌打在脸上，医生好一会儿才恢复镇定，告诉妻子他受到了多么粗鲁的对待。接着仿佛他突然发现了某件许久以前就该知道的事似地，他悲伤地喃喃自语。人类的构造本来就是一半冷漠，一半怨恨。他想充满质疑地问，怎么办，但他突然明白自己浪费了时间，以安全管道将消息报给有关单位知道的唯一办法，就是向自己医院的院长报告，由医生和医生谈，不要有任何公务员夹杂其间，然后由医院院长负责督促政府有关单位加以处理。医生太太拨了电话，医院的电话她倒背如流。对方接起电话后，医生表明了自己的身分，接着很快回答，我很好，谢谢。显然总机小姐问他，医师，你好吗。当我们不想显得自己软弱时，我们便是这么说的，即便我们已奄奄一息，也仍然回答，我很好。一般把这种行为称为打落牙齿和血吞，那是一种只有人类才有的行为。院长接了电话。有什么大事呀。医生问他周围有没有人听得到他们的谈话。别担心总机，她有她的事要做，不会偷听有关眼科的谈话，何况她只对妇科有兴趣。医生的报告简洁而详尽，没有拐弯抹角，没有啰嗦，没有赘言，以一种冷静平板的语气叙述。他在这情况下表现出的镇定令院长小小地吃了一惊。但你真的瞎了吗，院长问。彻彻底底瞎了。但说不定只是巧合，以传染两字的严格定义来说，说不定根本就没有传染的状况。我同意没有证据证明这情况有传染性，但我和那个人并不是从没见过面就各自在家里突然失明，他瞎了，到我诊所求诊，然后几小时后我也瞎了。我们怎样能追踪到这个人。我诊所的病历上有他的姓名和住址。我马上派个人去你家。派医生吗。对，当然是派个同业。你不觉得我们该把情况通知卫生署。目前暂时还别轻举妄动，你想想这种消息会引发大众多大的恐慌，哎呀，失明是不会传染的。死亡也不会传染，但大家都会死。总之你待在家里，事情我来处理，然后我派个人去接你，我帮你检查检查。别忘了我今天会失明是因为我检查了一个盲人。这点我们还不确定。至少因果关系的迹象非常明显。话是没错，但我们不能太快下结论，两个独立的案例并没有数据上的关连。但如果现在除了我们两个外还有其他案例，那就不同了。我了解你的心态，但我们不能胡乱做可能会证实是空穴来风的悲观臆测。多谢了。我很快会再和你联络。再见。
半小时后，他已经在妻子的协助下笨拙地刮好胡子，电话响了。又是院长，但这回他的语气不一样了。我们这儿有个男孩也突然失明，眼前一片白茫茫，他妈妈说他昨天去过你的诊所。这小孩左眼是不是有外斜视。对。那就错不了了，是他。我开始担心了，情况现在变得很严重。那通知卫生署的事呢。对，当然，我马上就要找医院管辖单位了。三个小时后，医生和太太正在吃午餐，他拨弄着妻子替他切好的肉块，电话又响了。太太去接电话，很快又回来。是卫生署打来的，你得亲自来接。她牵他站起来，领着他走进书房，把话筒交给他。交谈十分简短，卫生署想知道前一天到他诊所求诊的所有病患身分，医生回答说，诊所的病历上有所有的详细资料，姓名、年龄、婚姻状况、职业、住家地址，什么都有，最后他提议由他自己陪同负责人员召集这些人。电话另一端的人语气简洁，没有这个必要。接着电话接给了另一个人，话筒里出现一个不同的声音。午安，我是卫生署长，我代表政府感谢你的热心，由于你动作迅速，我们才得以把情况控制住，现在麻烦你帮个忙，留在屋里不要出门。最后几句话说得客气而僵硬，医生却清楚明白这是个命令。他回答，是的，署长。但电话另一端的人已经把电话挂上了。
几分钟后，电话又再度响起。是医院院长，紧张得语无伦次。据说警方接获两个突然失明的报案。是警察吗。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男的在街上尖叫，说自己瞎了，女的瞎掉时是在一间旅馆，似乎是在和什么人上床。我们要调查那两个人是否也是我的病人，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他们没有提到名字。卫生署打电话给我了，他们要去我诊所拿病历。真是个复杂的问题。还用你说。医生放下电话，把手举到眼前，停在那儿，仿佛是保护眼睛别再受更糟的事情伤害，而后他虚弱地说，我好累。你睡一睡吧，我带你去床上，妻子说。没有必要，我不可能睡得着，何况这一天还没完，还可能有事会发生。
电话最后一次响起是快六点的时候。医生正坐在电话旁，他拿起话筒。是的，我是。然后专注地倾听对方的话，挂上电话前只微微地点了点头。是谁，妻子问。是卫生署，半小时内会有辆救护车来接我。你预期会发生的就是这个事吗。差不多就是了。他们要把你送去哪里。我不知道，可能是某个医院吧。我帮你收个行李，整理一些衣服和日用品。又不是旅行。谁知道是不是。她温柔地领他到卧房，让他在床上坐下。你就乖乖坐这儿，我会打理一切。他听见她来来去去，抽屉和五斗柜开开关关，衣服从柜子里拿出来，装进放在地上的皮箱里。但他看不见的是她除了打包他的衣服外，还打包了几件短上衣、几条裙子、一条宽长裤、一件洋装、几双只有女人才可能穿的鞋子。他隐约怀疑自己如何需要如此多的衣服，却因为这种时候实在不该烦恼这类枝微末节而未曾开口询问。他听见皮箱锁起的声音，妻子说，整理好了，可以去搭救护车了。她把皮箱提到通往楼梯的门口。丈夫说，让我来吧，这个我还能做，我还不是个废人。但妻子拒绝了。而后两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待，两人手牵着手。他说，天知道我们会分开多久。她说，你别担心这种事。
两人等了近一个钟头。门铃响时，妻子跳起来去开门，但门口没有人，她拿起对讲机。好的，他马上下去，她说。然后她转身对丈夫说，他们奉严格命令不准进我们公寓，所以在楼下等。看来卫生署真的觉得事态严重了。我们走吧。两人走进电梯，女人协肋丈夫走最后几步路，坐上救护车，又重回楼上拿皮箱，独力把皮箱扛起来塞进车里，然后自己爬进车里，坐在丈夫身旁。救护车驾驶转过头抗议。我奉命只能载他一个，麻烦你下车。女人平静地回答，你非载我不可，我此刻也突然失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