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五十四

我对保加利亚的第一印象以及从此以后对它的回忆就是从空中看见的山，高而深邃的山，郁郁苍苍几乎不见道路的山，虽然偶尔在村落之间，或奇峰突起的悬崖边，也会出现一条褐色的丝带。海伦安静的坐在我身边，定睛从小小的机窗往外看，她的手放在我掌心，用我折叠好的外套盖在上面掩饰。我感觉她温暖的掌心，稍微有点凉、没戴戒指的纤细手指。我们不时看见山的罅隙里有道闪闪发光的细线，我想那一定是溪流，我努力寻找类似卷曲龙尾巴的地形，破解我们的谜团。但当然找不到任何东西符合我闭着眼睛都看得见的那个轮廓。 这是不可能的，我提醒自己，借以克制一看到那些古老的山岭就不由得升高的希望。它们的默默无闻、与现代历史脱节的外观、不可思议的看不到城镇或工业化的痕迹，都使我满怀希望。我多少有点觉得，这个国家的过去隐藏得愈是完美，保存至今的机会就愈大。我们现在翱翔在那些僧侣失落的路径上空，他们可能曾经跋涉过这样的高山虽然我们不知他们走哪条路，但未始不可能就是这几座山峰。我把这些想法讲给海伦听，只为了听听自己大声说出内心的希望。她大摇其头。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真的抵达保加利亚，甚至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真正出发，她提醒我，但她在外套底下抚摸我的手，缓和纯学术观点的直率口吻。

我对保加利亚历史一无所知，妳知道，我说。我在这儿会很迷惘。 海伦露出微笑。我也不是什么专家，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六、七世纪，斯拉夫人从北方迁徙到这个地区，七世纪又移来一个叫做保加利亚族的土耳其部落。他们联合起来对抗拜占庭帝国迭有所获他们的第一位统治者是一个名叫阿斯帕鲁的保加利亚族人。九世纪时，国王鲍利斯一世确立基督教为国教，但他的同胞还是把他当作大英雄。拜占庭从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初统治这里，然后保加利亚人变得非常强盛，直到一三九三年被鄂图曼人征服。 鄂图曼人是什么时候被赶出去的？我兴趣盎然的问。我们好像到处都碰到他们。 直到一八七八年吧，海伦道。俄国人帮助保加利亚人赶走他们。 后来保加利亚两次世界大战都支持轴心国。

是的，然后战争一结束，苏联军队就发动光荣的革命。没有苏联军队我们怎么办？海伦给我一个最灿烂，也最苦涩的微笑，但我捏一下她的手。 小声一点，我说。妳可以不小心，但是我得替我们两个着想。 索非亚的机场很小；我本来预期看到一座现代共产主义的样版宫殿，但我们降落的地点只有一条简单的沥青小跑道，同机旅客一起徒步穿过跑道。我试着聆听其中一些人的对话，判定他们几乎都是保加利亚人。这些人都长得很好看，有些人容貌极为出众，他们的长相从黑眼白肤的斯拉夫人到棕色皮肤的中东人不等，形成色彩丰富的万花筒，他们长着浓密、粗黑的眉毛，有朝天鼻、悬胆鼻也有鹰钩鼻，有黑发卷曲、天庭饱满的年轻女子，也有精力充沛、牙几乎掉光的老头子。有人露齿微笑，有人笑声洪亮，都在热切的交谈；有个高个子男人拿着折起来的报纸对同伴比手划脚。他们的穿着与西方服饰有明显的差异，虽然我实在说不出，那些外套和裙子的剪裁，为什么一看就觉得有异国情调，那些笨重的靴子和深色的帽子，究竟什么地方让我觉得陌生。

我另外还有个印象，这些人好像脚一踏上保加利亚的泥土或柏油路面就有种隐藏不住的快乐，这推翻了我对苏联盟国千篇一律的负面印象，尤其直到史达林一年前去世为止，保加利亚始终是他倚为左右手的盟邦，我总以为它会是一个陷于永远无法清醒的幻灭、与欢乐绝缘的国家。在伊斯坦堡取得保加利亚护照的高难度大部分靠窦格得自苏丹的资金，和艾娃阿姨在索非亚的对等人士多通电话才打通关节使我对这个国家更加畏惧，那些面无笑容、满心不甘愿的官僚，认可我们从布达佩斯取得的护照、盖印放行时，个个都像压迫人民的能手。海伦私下告诉我，保加利亚大使馆竟然同意给我们签证这件事，就让她心情不安。 但真正的保加利亚人，却似乎是截然不同的种族。走进机场大厦，我们就排队通过海关，这儿的笑语喧哗声更响，我们看见亲戚隔着栏杆挥手，高声打招呼，我们四周的人都申报小额金钱或购自伊斯坦堡或前一站的纪念品，轮到我们时，我们也如法炮制。

年轻的海关官员看到我们的护照，眉毛一挑就缩进帽子里看不见，他把护照拿到一旁，跟另一位官员商议了几分钟。不是好预兆，海伦跟我耳语。几个穿制服的人聚集在我们四周，其中年纪和架子都最大的一个，开始问我们问题，先是用德语，然后用法语，最后用支离破碎的英语。我按照艾娃阿姨指点，镇定的取出布达佩斯大学的非正式公函，信中请求保加利亚政府批准我们入境，从事重要的学术研究，以及另一封艾娃阿姨向保加利亚大使馆友人要到的介绍信。 我不知道那位官员对那封夸张的综合了英文、匈牙利文、法文的学术函件作何感想，但大使馆那封信可是用保加利亚文写的，还盖了大使馆的关防。那官员默默读完信，粗大的黑眉毛在鼻梁上打了好大一个结，然后他脸上露出一个意外，甚至很惊讶的表情，他用一种类似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们。这比他先前的敌意更让我紧张，我想到艾娃阿姨对于大使馆那封信的内容，态度一直很暧昧。这个节骨眼上，我当然不便询问信中到底写些什么。正当我如坠五里雾中，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那位官员忽然露出微笑，还拍了我的肩膀。他排开众人，走到海关柜台里去打电话，经过一番可观的努力，似乎找到了某人。我不喜欢他对着听筒谄笑，同时每隔几秒钟就瞟我们一眼的德行。海伦不安的在我身旁挪动两脚的重心，我知道她对这一幕的解读一定比我更复杂。

那名官员终于以夸张的手势挂上电话，帮我们找到风尘仆仆的行李，把我们带到机场附设的吧台，请我们喝一种会让脑子变得空空如也，名叫瑞吉亚（ｒａｋｉｙａ）的白兰地，完全由他掏腰包。他用好几种破碎的语言问我们，投身革命多少年，何时加入共产党之类的问题，我愈听愈觉得不放心。这一切让我对介绍信的内容有多少正确性更加怀疑，但我学海伦的样，保持微笑，尽说些不关痛痒的话。他举杯祝福世界各国劳工的友谊，把我们和他自己的酒杯再度斟满。我们之中随便哪个人说什么话好比访问他美丽的国家之类的陈腔滥调他都咧嘴微笑摇头，好像不赞成。我心情越发慌乱，直到海伦附耳告诉我，她曾经读到这种文化上的怪癖：保加利亚人用摇头表示赞成，点头表示反对。

我们喝瑞吉亚喝到一个我不至于出洋相的极限时，一个穿深色西服、戴帽子、脸色冷峻的男人现身，解救了我们。他看起来年纪只比我略大几岁，如果表情愉快一点，应该会是个帅哥。然而，黑色的八字胡几乎遮不住他非难而嘟起的嘴巴，垂在额前的黑发也掩饰不了愠怒而皱起的眉头。海关官员毕恭毕敬上前迎接他，介绍他说是派给我们的保加利亚导游，并解释说这是我们的殊荣，因为克拉席米尔．拉诺夫在保加利亚政府深受器重，受聘于索非亚大学，这个古老光辉的国家凡是值得一看的风光，他都了若指掌。 我在白兰地的朦胧中，握了这个男人冷得像鱼的手，并祈祷上苍让我们不需要透过导游就能参观保加利亚。海伦对这一切似乎没那么意外，很得体的以掺杂厌烦与轻蔑的态度跟他打招呼。拉诺夫仍然没对我们说一个字，但他似乎打从那位官员以过大的音量报告说，海伦是匈牙利人，而且在美国读书之前，就打从心底不喜欢她。这番解释使他的胡子在冷漠的笑容里轻轻抽搐一下。教授，女士，他道他第一次开口说话然后就转身背对我们。海关官员微笑跟我们握手，捶一下我的肩膀，好像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然后示意我们必须跟好拉诺夫。

拉诺夫在机场外面叫了一辆计程车，车子内部有我毕生仅见最古老的装潢，黑色的布椅垫里，塞的可能是马毛。他坐在前座，告诉我们，已为我们安排了最有名旅馆的房间。我相信你们会住得很舒适，旅馆里有极好的餐厅。明天我们用早餐时在那儿见面，你们可以向我说明你们研究的性质，以及希望我如何帮你们安排、完成你们的工作。你们当然要会见索非亚大学的同行，以及适当的行政部门。然后我们会安排短程观光，参观保加利亚的历史古迹。他露出一个做作的笑容，我看着他，心头的恐惧不断加深。他英文说得太好了；虽然有明显的口音，却带有那种号称可以让你在三十天内学会一种语言的唱片，缺乏抑扬顿挫的正确发音。 他的脸也有种熟悉之感。我当然从来没见过他，但是他让我联想到某个我认识的人，更让人沮丧的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究竟是谁。在索非亚的第一天，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在我们接受太多向导的市容观光行程中，让我困恼不已。但索非亚有种奇异的美综合了十九世纪的优雅、中世纪的辉煌，和社会主义风格光彩夺目的新纪念碑。我们在市中心参观了一座令人不愉快的豪华陵墓，墓中是五年前去世的史达林主义独裁领袖乔治．季米特洛夫经防腐处理的尸体。拉诺夫入内参观前脱下帽子，并示意我和海伦走在他前面。我们加入一群寂静无声，列队从季米特洛夫敞开的棺材前通过的保加利亚人。这位独裁者脸色如蜡，蓄着跟拉诺夫相同式样的八字胡。我联想到史达林，据说从一年前开始，他的遗体就跟列宁一起陈列在红场一个与此处类似的神坛上。这些持无神论的文化，对于保存它们的圣人的遗骨倒是挺努力的。

我询问我们的导游，是否能安排我们跟安东．斯托伊契夫联络，却见他神色大变，这使我对他的不祥预感更为加深。斯托伊契夫先生是人民的敌人，他用令人不快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见他？接着他的语气又奇怪的一转：当然可以，只要你们想见他，我就来安排。他已经不在大学教书了以他那种宗教观点，不能把年轻人交给他照顾。但他很有名，或许你们是基于那个原因想见他。 拉诺夫接到命令，随便我们要求什么，都要尽量满足我们。趁我们在旅馆外有短暂的独处机会，海伦低声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人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们惶恐的对望。 但愿我知道，我说。 我们在这儿必须非常小心，海伦的脸色很凝重，她声音很小，我也不敢在公开场合吻她。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有个协议，除了学术上的兴趣，我们绝不透露任何事，即使学术方面，如果必须在拉诺夫面前谈论我们的工作，也尽可能谈得愈少愈好。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