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十四、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四年，也就是我十二岁那年，毛主席开始渐渐主宰我的生活。饥荒后，他不得不让步，退隐了一段时间。现在，当经济情况明显好转时，他又开始东山再起。 一九六三年三月，毛泽东号召全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是位士兵，一九六二年二十二岁就死了，生前做了许多善事专门帮助老人、病人，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捐献给灾区救灾，还把定粮分给生病的同志。 雷锋开始支配了我的生活。每天下午我们走出校门学雷锋做好事。我们模仿雷锋，跑到火车站去帮旅客提行李。当我们径直从乡下来的老太太手上抓过行李时，她们紧张万分，死死按住自己的财物，一面高喊抓小偷。每逢天阴下雨，我就拿着雨伞，守在街头，眼巴巴地盼着有个老人迷路，使我有机会像雷锋一样，把他送回家。每当我看见有人挑水大多数普通民家没有自来水我就想鼓起勇气上前帮他担，只是说不出口，我当然完全不知道一担水有多重。

到了一九六四年，这种童子军式的每日一善已逐渐转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老师们告诉我们：要效法雷锋，最重要的是学习他热爱毛主席的精神。雷锋每做一件事前总会想起毛主席的教导。 《雷锋日记》现在成了我们的道德教科书，它里面几乎每一页都有类似的誓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都宣誓：要像雷锋叔叔一样，上刀山、下火海、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当时毛泽东和雷锋的崇拜，其实是一枚镍币的两面：一面是绝对权力，另一面是绝对服从。 我第一次读毛泽东的书是在一九六四年，那时毛泽东的两条相互补充的口号为人民服务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主宰了我们的生活。雷锋的一首四季诗里就是这两句口号的诗化，这首诗我们都背得滚瓜烂热：

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 对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 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我们的老师根据这首诗告诫我们在做好事时务必小心，否则会误帮了阶级敌人。但谁是阶级敌人呢？当我问老师、父母时，他们也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有时回答：像电影里的坏人。但是在我周遭根本碰不到像电影里那种一望即知是坏蛋的反面人物。这样一来，我从老太太手上拿包袱时，心里就不踏实了，我总不能问她：你是阶级敌人吗？ 我们有时到学校附近的小巷打扫民宅。有一所房子里住着一位年轻男子，他总是懒洋洋地半躺在竹椅上，脸上挂着讥讽的笑容袖手旁观。当我们累得满头大汗替他擦窗户时，他还得寸进尺地把自行车推出来，要我们替他洗净擦亮。我们一边洗，他还一边挖苦：真是可惜啊！你们当不成真正的雷锋，因为这里没有摄影记者拍下你们拿去上报纸。 （不知怎么回事，雷锋每次做好事时，总有记者在场摄影。）

我们大家都很恨这个懒人和他肮脏的自行车。他该是阶级敌人吧！但我们知道他不是。他在一家机械厂工作，是工人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我感到迷惑不解了。 我常常做的一件好事是在放学后帮人推板板车（手拉车）。这些板板车经常满载水泥包、石块或电缆杆，沉重得可怕。拉车人每迈一步都像使尽了浑身力量，甚至在严冬时，也见他们光着膀子，汗流浃背地吃力工作。上坡就更艰难了，每次看到他们拼命地拖着车子时，我总感到揪心地难过。自从掀起学雷锋的运动后，一放学，我就站在斜坡下等待，遇到板板车经过时，我就从后面使尽全力帮着推。拉车人总会稍稍偏过头来给我一个感激的微笑。当然他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就拉不动了。 有一天，一位同学跑来用严肃的口气告诫我：拉板板车的人就是阶级敌人，他们在劳改。我帮错了人！这一惊非同小可，我忙赶去问老师，当时我们都把老师的话当作圣旨。但是这回她丧失了平时的权威模样，看上去像是不知该说什么好。她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她也不知道，不过要我以后别再去帮人推车了。老师也不知道！这更使我如陷五里雾。事实上，那些人很多是跟国民党有关系的，或是历次运动的牺牲品。他们确实是在劳改，而教师显然不想告诉我。从此，我只要一见到拉板板车的人，就强压住沉重的心情，转过脸迅速走开，不忍心看那些弓着腰、步履艰难的苦力。

为了使我们仇恨阶级敌人，学校还经常召开忆苦思甜会，说我们这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完全不知道国民党统治下的生活有多么悲惨。他们说，雷锋就曾经受过苦，七岁时，他母亲被地主强奸后悬梁自尽，这就是为什么雷锋憎恨阶级敌人而全心拥护毛主席。 老工人、老农民也被请来作报告，告诉我们他们小时候如何挨饿，在寒冬腊月没有鞋穿，他们的小兄弟如何在小小年纪就饿死了。他们一再反覆地说多么感谢毛主席救了他们的性命，让他们吃饱穿暖。有一次还来了位凉山彝族奴隶，他说那个地区一直到五○年代后期才取消奴隶制度。他边说边撩起衣服让我们看以前主子毒打他留下的疤痕。每当作报告的人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们的苦日子时，坐得满满的礼堂内总是一片啜泣声，我总想：国民党怎么这样坏呀！毛主席实在太伟大了，我要一辈子忠于你。

为了让我们尝尝没有毛主席生活会是什么滋味，学校食堂不时地给我们做忆苦饭，说这是国民党统治下穷人吃的食物。这些饭是由各种稀奇古怪的野菜做成的大杂烩，难吃得不得了，我第一二次吃时还吐了出来，不禁心想，炊事员不是在恶作剧吧？这是人吃的吗？ 有一天，我们去参观西藏的阶级教育展览。有张照片是地牢。里边爬满吸血的大毒虫。还有可怕的刑具，包括挖眼睛的勺和割脚筋的刀。有位藏民坐着轮椅车到我们学校来作报告，他从前是个奴隶，被主人割断脚筋，终身残废。 一九六四年后，一些地主庄园被辟作阶级教育展览馆，展示以前的地主如何剥削农民的血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一九六五年春节，父亲带我们去参观川西平原著名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坐车约两个半小时。虽然说是去受阶级教育，实际上是借机踏青，我们几乎从来没有机会全家出城到乡下去玩。

我们的汽车行驶在一片葱绿的成都平原上，桉树整齐地排列在柏油路两旁。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窗外秀丽的景色，一丛丛翠竹环抱着农家小院，透过竹叶隐约可见澄黄色麦草覆盖的屋顶，屋顶上炊烟袅袅。每个竹丛都有小溪环绕，溪水映着沿岸盛开的迎春花。父亲在行前说要我们每人写一篇散文，描写早春的乡村景色，我于是不得不细心观察。但有个现象使我大惑不解：田野里稀疏散布着树木，光秃秃的枝干上只在顶端有一小撮叶子，仿佛是旗杆上戴着顶小绿帽。父亲解释说成都平原人口稠密，农民缺柴烧，就把能砍得到的枝叶都砍光了。他没有告诉我，其实几年前这里的树多得很，大跃进时，树都被砍去炼钢了。 乡村看上去十分繁荣，我们停车吃饭的集市，农民摩肩接踵，身着新衣，面带喜色，交谈声，叫卖声、货担叮当声响成一片。年纪大的男人头上缠着一条崭新的白布，腰间围着深蓝色的围裙。黄澄澄的油淋鸭在人头攒动的饭馆厨窗内鲜亮夺目，街道两边各种临时搭起的小摊上传出阵阵诱人的香味。我们的车按着喇叭挤过熙来攘往的集市开往县府，县府位于一处深宅大院，两尊石狮蹲伏在大门两边。我父亲在一九六一年大饥荒时曾在这里住过，四年后的今天，当地官员想向他夸示他们的生活有了多大的改善。他们陪我们去一家饭馆，之前已事先订好了厢房。饭馆里人挤人，个个盯着我们看，看县老爷毕恭毕敬陪着大人。我瞥了一眼他们的餐桌，上面满是新奇的东西。除了省委小食堂的菜单外，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菜，面对满桌美味，真的有点应接不暇。我特别喜欢那些新颖的名字，珍珠丸子、三大炮、狮子头。饭后饭馆经理送我们出餐厅，又引来一阵侧目。往庄园的路上，我们的小车超过了一辆无蓬卡车。那辆车上有我的一些同学，他们显然也是去地主庄园上阶级教育课。一位老师站在卡车上，看见了我，对我微笑。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自己坐的是轿车，而同学和老师却迎着初春寒风在卡车上颠簸。我于是缩到座位下去了。父亲抱着小弟弟坐前座，他也认出了我老师，微笑着打招呼，接着转身想告诉我，却发现我不见了。他高兴地笑了，认为我对特权感到羞愧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

讲解人员带我们参观这座庄园，我一路上都感到震惊。有一组塑像描绘农民向地主交租的情形，其中一个场面是地主用不同的量器盘剥农民：用大斗收租、小斗借出，利息还高得不得了。庄园里有刑讯室和阴森森的水牢，牢内有个铁笼子浸在污秽的水里，铁笼子小得让人关在里边既不能站直又不能坐下。讲解人员说这是地主用来惩罚抗租的农民的。据说有所院子曾住过三个奶妈，专门挤奶喂成年的地主刘文彩，因为人奶最能滋补身体。另外，他的五姨太，一天要杀三十只鸭子，她不吃肉，只吃鸭掌。 刘文彩地主庄园是全国有名的，当然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他的兄弟正在北京任某部部长。一九四九年底共产党大军压境时，他是地方军阀，在成都不战而降，所以共产党让他当部长以示奖励。整个展览教育我们的是国民党治下的吃人社会，我们该感谢毛泽东。的确，崇拜毛泽东就是利用人们对昔日痛苦的回忆。我们的阶级敌人据说是那些用心险恶企图使国民党复辟的人，他们想把中国拉回到从前，使我们没有学校念书，冬天没有鞋穿，因此我们必须粉碎阶级敌人。我们还听说，在一九六二年困难时期这是官方对饥荒的委婉说法蒋介石曾准备反攻大陆。

尽管有这一大堆教育，阶级敌人对我和同一辈的人来说，仍十分抽象，只是个朦朦胧胧的概念。他们似乎属于遥远的过去，毛主席也没有告诉我们身边的人中谁是敌人，原因之一是他自己特别彻底粉碎了过去。然而，阶级敌人的形象已深植在我们的脑海。 同时，毛泽东播下了对他个人绝对忠诚的种子，我和同辈的人都在这种简单而有效的灌输中成长。个人崇拜成功的部分原因是毛泽东好像总是有理，对阶级敌人狠就是忠于人民，完全顺服于他即是无私。这些词藻后面的含义小孩子很难看透，特别是成年人也帮着毛说话，当时他们也都卷入了崇拜毛泽东潮流中。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都由皇帝统治，皇帝既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人民的精神领袖。中国人的宗教情感常投注在皇帝身上。我的父母就像其他几亿中国人一样，深受这种传统的影响。

毛泽东好像是中国人的上帝。他总很神秘，令人可望而不可及。他从不上电台广播（当时还没有电视）。除了几个朝臣外，很少人能和他接触，甚至连他的同事也不能随便见到他。我父亲离开延安后，只看过他几次，都是在大规模的会议上。我母亲则仅见过他一次：一九五八年他来成都时，有一天，十八级以上干部被召到金牛坝他的住所与他合影。大跃进惨败后，他有相当一段时间完全不露面了。 毛泽东当皇帝也很符合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典型模式：他是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领袖，扫除腐败朝廷，取而代之变成新皇帝，掌握绝对的权利，毛泽东挣到了神皇帝的地位。他结束了内战，带来了和平安定，实现了中国人的梦想。中国人早已对连年战争深恶痛绝，所谓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中国在毛泽东的统治下，变成了世界刮目相看的强国，中国人不再自卑，不再以当中国人为耻，这一点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其实，中国是在美国的逼迫下，回到了闭关自守的中央王国，关起门来精神胜利。虽然如此，民族自尊对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他们衷心感谢毛泽东，认为对他崇拜理所当然。一般中国人几乎接触不到真实的消息，无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无法分辨共产党的成就中哪些应归于毛泽东，哪些应归于别的领导人。

恐惧也是个人崇拜的重要因素。许多人甚至不敢思想，怕说漏了嘴惹来大祸。就算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也不敢向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们不知轻重，一旦说给他人听，不仅给自己，也会给家人带米麻烦。通过学雷锋，忠于毛主席的意识更强烈。一首人人都会唱的歌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们被反覆灌输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自己的父母也不例外。家长也鼓励自己的孩子奉行毛主席的话，如此未来才有保障。 家长们的自我控制，使孩子们不知道最基本的事实。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玉林或我姥姥的那些亲戚。家里没人告诉我母亲曾在一九五五年被隔离审查，也没人提大饥荒，我对毛主席简直没有一丝异念。我的父母就像其他父母一样，从不对自己的孩子说任何违反正统的话。一九六五年新年时，我的新年决心是要听姥姥的话，父亲摇摇头说：这样不对，姥姥也要听毛主席的话，把这条改成听毛主席的话。三月二十五日，在我十三岁生日那天，父亲给我的礼物不再是科幻书，而是一套毛泽东四篇哲学著作的合订本。 只有一位成年人曾对我说过离经叛道的话，这人就是邓小平的继母。她有时会住在女儿那里，她女儿在四川省委工作，是我们家的邻居。邓奶奶很喜欢小孩子，我总在她家进进出出。每当我和朋友从食堂偷来泡菜，或从大院的花园里采来南瓜花或野菜时，我们就带着这些收获到她家，因为带回家会挨骂的。她总替我们洗干净炒熟，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特别是这些东西都是偷来的。邓奶奶当时已快满七十岁了，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她小脚，性情温和，有张坚强的面孔，平常老穿着一件灰色布褂，脚上的黑布鞋是自己做的。她对我们很亲切，完全没有长者的架子，和她在一起十分轻松自在，我喜欢坐在她的厨房里和她闲聊。十三岁那年，在一次揪心揪肺的诉苦会后，我跑去看她，心里对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过的所有人充满同情。我问她：邓奶奶，你在黑暗的旧中国。一定受过许多苦吧？ ！那些士兵一定抢过你的东西！那些吸血鬼地主是怎么剥削你的？嗯她回答说：他们并没有常常抢东西，也不尽是坏人她的话仿佛一颗炸弹，惊得我目瞪口呆，以后从不敢对人提起。 那时，我们中间无人意识到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是他准备整肃政敌特别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计画的一部分。毛泽东不喜欢刘、邓的作为。大饥荒后，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的做法，放松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对毛泽东来说，他俩简直是在走资本主义路线而没有一点社会主义味道。使毛泽东更感愤怒的是资本主义路线证明是行得通的，而他选择的正路却带来了巨大灾难。毛是讲究实际的人，当然意识到了这点，不得不让刘少奇、邓小平继续主事。但他仍一心想搞他的一套，只等时机成熟：等国家经济恢复到足以承受他的实验的时候，等准备工作就绪而能够摧毁党内强敌的时候。 平和建设令毛泽东窒息。他是个天生军事领袖、一位战斗的诗人，他需要行动特别是暴力行动。他常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人跟人斗才能使社会发展。他属下的共产党员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合他的胃口了，他嫌他们太宽容，一心要和谐，而不要斗争。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就连政治运动也没有了！他的对手成功复兴了经济，使他更显得无能，他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厉害。毛深知这些人在党内受支持，因此他要增大自己的权威，为达到这种目的，他必须被人奉若神明。就在一九六四年经济明显好转之时，他开始行动了。六○年代早期刚放松的弦又拉紧了。 一九六四年，省委大院的周末舞会停止了，香港电影消失了，我母亲的烫发变成了短短的直发，衬衫和外套也色调单一、上下一般粗了。我特别觉得可惜的是她不能穿裙子了，记得不久前的夏天傍晚，我常用竹编儿童车推着小方去大院外等她回家。街道两边是法国梧桐，我常靠在斑驳的树上等母亲骑着车出现，我爱看她从自行车上跳下来，蓝白棋格裙跟着膝盖优雅地像一面扇子那样撩起，如今她只穿大管子似的裤子了。 我姥姥当时五十多岁，但打扮上比我母亲女性化。虽然穿的仍是传统式浅灰色外套，她特别小心维护自己又长又黑的头发。中国传统（共产党仍继承下来），中年以上的妇女头发不能长过肩膀，而过了三十就算中年了。所以姥姥只能把她的头发做成一个圆髻，但她总在上面插朵花，有时是一对象牙色木兰花，有时是一朵带两片深绿色叶子的纯白栀子花。她从来不从商店买洗发精。说这类化学药品会使头发变干，失去光泽。她是用煮皂荚的水洗头的，先用手搓泡在热水里的皂荚，搓出喷香晶莹的泡沫，然后把浓黑的头发缓缓散开，撒入这一盆亮晶晶滑溜溜的白沫中。她还用柚子籽的汁液泡木梳，使木梳滑润，梳起头来份外舒服，还留下淡淡清香。洗完头，她再淋一点自制的桂花水，这时候香水已开始从商店里消失了。我总记得她盘着腿从从容容地梳理头发的情景，这是她唯一慢慢做的事，做家事她可利落极了。姥姥也用一支炭画笔稍稍描眉，并在脸上轻扑一点粉。看她眼含微笑、专注地照镜子的神态，我就想这一定是她心情最愉快的时刻。 虽然我自幼就看她梳妆打扮，但每次都觉得新鲜。画里、电影里常把爱打扮的女人称作是坏女人，如姨太太之类。我隐隐听说我亲爱的姥姥也曾是姨太太，但我此时已习惯于脑子里装满各种矛盾的说法和想法，学会让它们和平共处，各不相扰。当我陪姥姥上街购物时，我看得出她的打扮不论是多么谨慎细微，都有点与众不同。姥姥总是惹人注目，而她挺直着腰走路，有点不自然，又有点得意。 因为她生活在省委大院内，所以没什么麻烦，如果姥姥住在寻常街道上，她就会在居委会管辖之下，像其他没有工作单位的人一样。居委会负责人主要是些退休者，家庭妇女，有的人喜欢管闲事，耍耍权。我姥姥要是受他们管，可能会遭到指指戳戳的非议。省委大院里没有居委会，她只每星期去开一次会。和别家的丈母娘、老太太、保姆在一起，听读文件，只此而已。姥姥挺喜欢开这些会，去那里她可以跟别的女人们聊天，回家时往往眉飞色舞。 当我在一九六四年秋季上中学时，生活中的政治气氛更浓了。入学的头一天，我们就被灌输要感谢毛主席，提倡阶级路线，我们才能顺利入学。毛泽东指责中学、大学偏重资产阶级子弟，现在家庭出身好的孩子要有入学优先权了，也就是说小孩的双亲，特别是父亲要是工人、农民、军人或干部。阶级路线使一个人生在什么家庭更加重要了。 然而，家庭出身的划分本身并不精确。比如说：一位工人很可能一度是国民党的雇员；职员又是属于哪个阶级呢？知识分子好像总有点问题，但如果是共产党员又怎么办呢？应该怎么对待这些人的孩子呢？许多招生干部决定走一条稳妥的路，把优先权让给共产党干部的孩子，因此我的同班同学有一半以上来自干部家庭。 我的中学是一所全省重点中学成都四中，它收录省内的统一考试中分数最高的学生。前些年，入学资格完全取决于考试分数，到了我们这一年，考试成绩和家庭背景都同样重要了。 入学考试有两门：数学和语文。我的数学得了满分一百分，语文得了个不寻常的一百三十分。由于我父亲常在我们耳边叮咛：不该靠父母地位，要靠真本事。因此我听说上四中靠阶级路线，觉得十分不服气，但是我没有多想，只要是毛主席的话就准错不了。 就是在这段时期，高干子弟开始形成一个特殊阶级。他们具有某种特殊气质，让人一望而知血统高贵，有来头，碰不得，不少高干子弟变得比以前更高傲。从毛泽东起，全国上下都担心这些人的行为。报刊上也时常讨论高干子弟问题，但越是担心，越讨论，就越使他们引人注目，显出他们与众不同。 我父亲常告诫我们脑袋里不要想自己是什么高干子弟，也不要只跟高干子弟玩，我又少有机会和其他家庭背景的孩子们接触，家庭背景的重要使得大家相互接近他们都不自然；彼此又缺乏共同经历，也不投机。就这样，我的朋友很少。 入四中后，有两位老师专门来家拜访，问我父母要我学哪种外语，英语还是俄语，我父母选择了英语。当问到我第一学期要学物理还是化学时，我父母说让老师决定好了。 我一跨入校门就爱上了这里：古色古香的大门，蓝色琉璃瓦大屋顶，精雕细琢的屋檐。门前一级石阶，门廊由六根朱红大木柱支撑。进门是两排整齐的柏树，一直通向内院，加强了肃穆的气氛。这所学校始建于汉景帝来年（公元一百四十一年），由蜀郡太守文翁所建，是中国第一所地方政府开办的学堂。校园正中是一座宏大堂皇的孔庙，保存得很好，只是目前挪作它用，安装了十几张乒乓桌在庙内，由大柱子隔开。孔庙正门前面有一条巨石组成的阶梯通往大广场，使人走向孔庙时会产生一种敬仰的感觉。不远处是一座两层教学大楼，把广场和一条小渠分开，渠上有三座拱型小石桥，石栏杆上雕着狮子和其他动物。小石桥再过去是桃、李、梧桐环绕的美丽花园。孔庙正面石阶下有两个巨大的青铜香炉，不过已不再有青烟冉冉。孔庙前的广场成了篮球场和排球场，往外去是两块草坪。春季午饭后，我们爱在这里坐着、躺着，懒洋洋地晒太阳。孔庙后面是一片草坪，草坪之外是果园，紧连着布满藤蔓、青草和矮树丛的后山。 实验室分散在校园各处。我们在里面做生物、化学实验，学习用显微镜或解剖动物的尸体。我们在阶梯教室里看教学片，我还参加课外生物小组，跟着老师爬上后山，走进花园，学习辨识各类植物。我们通过控温孵化箱，观察卵蛋如何变成蝌蚪和小鸭。春天校园是一片粉红色的花海，桃花满树。但我最喜欢的是传统中国式建筑的图书馆，两层楼都有凉廊环绕，靠外是一圈栏杆又是椅子，油漆鲜艳，向外斜伸出去，叫做飞来椅。我有个最喜爱的角落，我常坐在这里看书，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只有近在咫尺的两棵稀罕的银杏树会使我分心。它们像两位高贵、优雅的树中君子，翩翩摇着小扇般的叶子，总让我想摸一摸。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师们，他们都是各个学术领域的佼佼者，不是特级就是一级教师。听他们讲课是十足的享受，往往下课铃响，我仍兴味盎然不想离开。 但是政治已渐渐渗进校园。朝会变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灌输大会，还有定期的学习会，阅读宣传资料和报刊社论等。我们的中文课多了政治文章，少了古典文学。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政治课成了必修课。 几乎所有的事都被政治化了。一天，在朝会上校长宣布以后每天课间十五分钟做眼部保健操，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一片关心，因为他老人家看到许多学生戴眼镜。我们听到后个个心情激动，有人还哭起来。眼部保健操是医生们设计的，我们合着音乐节拍用手指按揉眼眶周围的穴位，然后凝视窗外的白杨或柳树，因为绿色有助于消除眼睛疲劳。每当做完操，看完叶子，我觉得很舒服，于是感谢毛主席，发誓要忠于他。 有一个反覆宣传的主题是防止中国变色，意思是防止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已有分歧，刚开始时对公众秘而不宣，到了一九六三年初爆发成公开论战。我们听说，自从史达林在一九五三年死后，赫鲁雪夫掌握了权力，苏联向国际资本主义阵营投降，苏联孩子重新过着悲惨的生活，就像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孩子一样。有一天，我们的政治课老师又讲到苏联时说：如果我们不警惕，我们的国家就会逐渐变色，从鲜红鲜红的，变成二红二红的，再变灰，最后变黑。这时全班同学都笑了起来，有的还偷偷看我，因为我的名字二鸿与二红同音。当天晚上，我要爸爸给我取个新名字。他建议改为张章意为文章和立早，表示他希望我能在年纪轻轻时就成为一名好作家。但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说我要个有军事味的。那时，我有些朋友已改了名字，叫军、兵什么的。我父亲选的字展露他的古文学识，我得名戎，武装的意思，这个字除了古诗和成语之外，已不在别的地方出现了。它给人的意思是身披铠甲的古代武士，手持长矛，足跨千里马，驰骋于刀光剑影的疆场。当我带着新名字回到学校时，甚至有些老师也不认识这个戎字。 我要军事味的名字是因为毛泽东号召全国学解放军。林彪于一九五九年接替彭德怀元帅当国防部长后，解放军成为崇拜毛泽东的开路先锋。毛泽东也想使整个中国军事化，他在不久前还写了一首诗，要女人不爱红装爱武装。我们得知美国人正在等待时机入侵中国，恢复国民党政权，为了抵抗美国和国民党入侵，人人都得加强军事训练。据说雷锋就是日夜苦练臂力，终于成为一名优秀的手榴弹投掷手。体育一下子变得非同小可，短跑、游泳、跳高、平衡本、体操以及掷铅球和模拟手榴弹，统统非做不可。除了每星期两小时专门的体育课外，四十五分钟课外运动也由自愿变成必须。 我天生没有运动细胞，除了打网球外，对跑跑跳跳总是退避三舍。在以前这不是什么问题，但现在到处是标语：锻炼身体，保卫祖国。一和政治挂钩，事情变严重了。可惜我压力越大，运动越糟。下水游泳时，我老想到自己正被入侵的美国兵追赶，逃到一条波涛汹涌的江边，我不会游泳，所以要么淹死，要么被抓住受拷打，结果吓得我在水里直抽筋。有一次，我不小心走到深水处，一脚踩不到底就以为自己要死在游泳池里了。虽然在夏天每个星期都有游泳训练，我却从来没能学会。 掷手榴弹显然非常重要，可惜我总落在全班最后，木头手相弹我最多只能投几码远。我心虚地觉得同学们都在怀疑我对美帝国主义战斗的决心。果然，在一天政治学习会上，有同学问我为什么手榴弹老是掷不远。众目睽睽之下，我如坐针毡，觉得这些目光都在说我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躲在操场一角，两臂平肩抬起，每只手上各拿两块砖头，这也是从《雷锋日记》如法炮制来的，雷锋就是这样锻炼臂力成了掷弹能手。几天辛苦下来，我的手臂又红又肿，看来真是朽木不可雕，我只好灰心丧气地放弃了。从此以后，只要一拿手榴弹，我的两手就不听使唤地抖。 一九六五年的一天，突然传来命令，要我们拔草坪上的草。毛泽东认为，栽花种草和饲养宠物是资产阶级的恶习，要清除。学校草坪上的那种草后来我在世界各国都没有见过。我们叫它爬地草。它爬遍泥地表面，千千万万钢爪的根扎入地里，四下伸展，互相缠绕，形成地面和地下两个网络，又紧紧捆绑在一起，仿佛一团乱麻似的铁丝绞进泥土。倒楣的是我的手指，每次拔完草下来，就布满了又深又长的血口子。学校发下锄头和铁铲进行歼灭，但一场春风，一阵细雨，它们就又绿了大地，我们又得重新开战。 花倒是容易对付，但消灭它们一样难没有人愿意做。毛泽东早就对养花种草发过几次异议了，他还选择了替代物白菜和棉花。但只有到现在，他的指示才得到实施。不过，老百姓太爱他们的花了，许多花坛还是保留下来。 我对铲除花草也感到十分难过，但是我并不怪毛主席，反责备自己不该有这种小资产阶级情调。那时，我已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不断压抑自己与毛泽东指示相违背的任何一点想法。在心里，这些想法还使我害怕，又不敢跟别人谈。我时时压制这些情绪，努力要自己端正思想，我经常生活在不断的自责之中。 像这样的自我检讨是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的特殊现象，仿佛这样做我们的社会就能变得更新、更好。实际上，这是要把中国人训练得绝对服从毛泽东，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 如果没有在经济方面的惊人成就，这种崇拜毛泽东的宗教情绪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传统世俗社会里是不可能成功的。饥荒过后，中国迅速复原过来，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在成都，虽然米仍然定量供应，但肉类、蛋、蔬菜都很充足。冬瓜、萝卜、茄子等在菜店内堆不下，就在门外人行道上堆积如山，夜间也无人看守，没人来偷，因为便宜到几分钱就可以买一大堆。一度珍贵的鸡蛋现在在店里成筐成筐地变质腐烂。几年前，市面上还一个桃子也看不见，现在买桃子算爱国，干部们挨家挨户要居民买爱国桃，非常便宜，几乎白送。 还有一些成就，也大大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国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件事在报刊、广播上大为宣传，说它显示了国家在科技和工业方面的长足进步，有能力和欺凌弱小的帝国主义者相抗衡了。正巧，赫鲁雪夫下台，成了毛泽东英明伟大的证明。一九六四年，法国作为第一个西方大国承认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这被欢呼成是对美国的一大胜利，因为美国仍拒绝承认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另外，这段时间没有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人们心满意足。当然把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毛泽东，只有中央高级领导阶层心里明白毛泽东实际上的贡献有多少，而人民什么也不清楚。在那几年里，我写了不少满腔热情的颂词，感谢毛泽东的领导，不断宣誓永远忠于他。 一九六五年，我十三岁那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十月一日夜晚，成都市人民南路广场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烟火庆祝晚会。广场的北面是一座建于公元三世纪的皇宫城楼，那时成都是蜀汉的首都，四面城墙环绕，已是个繁荣的城市了。城中刚被修复一新的城楼，显得富丽堂皇，很像北京的天安门，不过颜色不尽一样，绿色的琉璃瓦大屋顶下是灰色的城墙。白色大理石栏杆围着的城楼楼台上耸立着深红色立柱，此时作观礼台用。我和全家人及四川省的高官和家属们正站在城楼上，享受节日气氛，等待烟火晚会开始。下面的广场上聚集了五万名群众，唱歌、跳舞。砰！砰！放烟火的信号枪在我身旁几码处发射，顿时天空变成了绚丽的火树银花，变成了一波接一波五彩缤纷的海洋。人们的欢叫声与烟火声此起彼落，一派喜气洋洋。突然，天空无声无色了几秒钟，随后无数束烟火蓦然腾空而起，像天女散花般在夜空几乎同时爆开，只见一条系在气球上的长而奇大的白绸带标语从半空中飘飘而下。广场上的火光照亮了上面的大字：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我顿时热泪夺眶而出，一遍遍对自己说：能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我实在太幸福了！我不明白资本主义世界的孩子们没有毛主席怎么办？而且他们还没有希望亲眼看见他！我直想把这些可怜的孩子救出苦海，当场下定决心要努力工作，建设强大的中国，支援世界革命。此外，努力工作还有个更重要的目的当上劳动模范去北京见毛主席，这是我生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