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不存在的党内分歧

关于一九六一年三月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李的回忆录是这样写的：中央各领导的信念在广州会议上仍不明显，但个别的意识倾向则可一目了然。一九六一年三月，我第一次听到邓小平发言表示支持曾希圣的责任田制，他说了一句名言：管他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在青年团一次会上讲的。刘少奇发言虽没有邓有力生动，也逐渐表明他的态度。在广州会议上，他倾向于支持包产到户的方法。广州会议并未解决这些分歧。领导人决定亲自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以求第一手资料，才能决定。领导人们表面上的表现还是团结的。但在幕后，党内意识形态分裂日异（益）加深。全心跟随毛主席脚步的人已经寥寥可数了。 听李志绥的口气，他是参加了广州会议的，而且听了邓小平关于自猫黑猫的发言，还很有把握地称这是他第一次听到。

其实，李志绥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这一段话又是李志绥及其同伴胡诌出来的，搞得牛头不对马嘴。 广州会议根本没有讨论包产到户（或称责任田制），甚至连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这个问题都没有讨论，主要是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是为了克服农村人民公社中严重存在的两个平均主义（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顺带说一下，李志绥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说成是《农业合作社工作条例》，说明他根本不了解广州会议是干什么的。 至于邓小平的那句名言，那是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时的讲话中说的。

邓小平一九六二年七月在北京讲的话，李志绥怎么会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在广州就听到了呢？李志绥不说亲自听到还好一点，那样还可以给自己留一点辩解的余地，如果有人指出来，可以推说是听别人说的。他却偏要摆出一副会议参加者的样子，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显示自己对中共内情十分了解，干脆写上个第一次听到，这一下子坏了，马脚全都露出来了。 我可以告诉回忆录的作者们，不论是邓小平，还是刘少奇，还是别的什么人，谁也没有在广州会议的发言中表示支持曾希圣的责任田制（或称包产到户）。 刘少奇、邓小平等提出同意搞包产到户是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一年他们没有提出这样的意见。例如，刘少奇一九六一年春回到湖南家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时，还制止了有的社员向他提出搞包产到户的要求（这是田家英一九六二年带着调查组到这里调查时了解到的情况）。

我说明这些事实，不是说搞包产到户或责任田制不对，主要是为了揭穿李志绥所谓广州会议并未解决这些分歧。至于什么领导人们表面上的表现还是团结的。但在幕后，党内意识形态分裂日异（益）加深。全心跟随毛主席脚步的人已经寥寥可数了等等，完全不是事实。 但李志绥并没有到此为止。接着，他又说出一段骇人听闻的话来：有一天晚上，毛叫我去读英文。在谈到国内的状况时，他说了一句使我非常吃惊的话。他说：中国共产党里，好人早都死完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些行尸走肉。五年后，到文化大革命时，毛的行动充分证明，当时他说这句话时，是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那时才知道哪些人是毛口中的行尸走肉。 对于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很可能把李的这番刻画细致、有情有景的生动描写信以为真。嗅！原来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央领导人，毛早在五年前的一九六一年就深思熟虑地决定了。但是，只要看一看当时的历史情况，这类谎言就不揭自破了。

我是一九六一年八月下旬，下放河南回来后不久，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毛身边的其他一些工作人员，到江西省贵溪县蹲点、调查和参加劳动的。九月初，省委打电话要我立即回南昌。回到南昌后，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才告诉我，毛要我立即上庐山。 我见到毛，他说，会议很忙，有许多文件要看。他让我帮助他筛选文件。我看了会议的全部文件和会议简报，每天选送给他。由于会议文件多，工业问题较农业问题复杂，所以毛集中精力研读文件。在我送文件和同他的交谈中，从未发现毛对会议有什么不满的情绪或表示。李志绥既没有参加庐山会议，也没有看过一份文件，怎么能断言中央领导人有严重分歧呢？ 我比较熟悉毛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李志绥编造的那种昏话，决不可能出自毛之口。李还伪造了许多话强加于毛：什么高帽论、争宠论、我就要用英美派。英美派万岁等等。我在毛身边十多年，从来没有一次听到毛讲过这类观点，也从没有听到过他用这种口气谈话。

李志绥的回忆录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任意编造他和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的个别谈话，特别是他同已去世的人的个别谈话，而且往往还要带上一句：对方要他不要再对别人谈。李以为这样一来，死无对证，又是独家新闻，就可以以假乱真。可惜他疏忽了，有的人虽然去世了，但不少的见证人还在，大量的会议记录仍在，并不是由他怎么说，便可以把事情变成另一个样子的。 （六）所谓毛泽东批评陈云的批语 毛批疑案 李志绥说：在一九六一年，陈云就认为包产到户不能解决问题，而提出要争取时间，分田到户。七千人大会后，陈主管财经工作。陈将他的意见详细写在财经小组报告中，呈送毛阅批。毛在上面批了：将情况说成一片黑暗，没有光明。此人是店员出身，资产阶级本性不改，一贯的老右倾。田家英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陈的政治安危，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田叫林克把这个批件压下，不要交到中央书记处去，免得以后被拿来用作批斗陈的材料。林确实没有交出，将这个批件压在他的宿舍床上的褥子下面。

李还说，一九六四年，徐业夫以清点机密文件为名，检查了林克的宿舍。在褥子下面找到了这份文件。他将文件转给了书记处。事后徐对我说：林克这个人不适宜做机要工作，这么重要的文件压在褥子下面。徐也向汪东兴和毛讲了这件事，由此造成一九六四年底林克调出中南海。 李志绥在这里编造了一个直接牵涉到我的故事，伪造历史，欺骗读者。 第一，毛泽东有没有这样一个批语？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中央财经小组向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即根据陈云讲话精神起草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起草后，周恩来曾经将报告的第一部分（对形势的估计）送毛看过。在五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表示同意报告提出的方针。

在五月七日至十一日为讨论这个报告而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周说：今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在西楼开会，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会后，周在五月十九日将中央转发中央财经小组报告的通知稿送毛。 五月二十四日，毛在通知稿上批示：退总理。照办。可见，毛泽东对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是赞同的，不是像李志绥说的那样对陈云极为不满。所谓毛的批语，完全是李志绥凭空捏造的。至于毛对陈云等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不满意，是一九六二年巡视外地以后的事，那是他的看法后来起了变化，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毛也没有写过这种批语。 第二，造田家英和我的谣言。李说，林克在田的授意下，把毛批给压下了。本来，连毛批都没有，何来压下？从李的记述来看，好像他连我是干什么工作的都不大清楚，给我安上一个做收发文件的机要秘书的头衔。在文革以前，先后给毛泽东做机要秘书的，只有叶子龙、罗光禄、高智和徐业夫，我从没有做过机要秘书。就从收发文件来说，中央有关人事问题的文件、档案，从来都是领导人亲自密封后，再由机要秘书传递，决不会不经密封就交秘书传递的，更不可能由秘书随便看并且把它压下。这是起码的常识。李志绥把自己描写成参与机密的核心人物，其实他不过是个医生，连保密文件如何处理的起码常识都没有。再说，这是财经小组的报告，批件应该送财经小组，不应该送中央书记处。

自由人注 《历史的真实评<李志绥回忆录>》中说：（（就从收发文件来说，中央有关人事问题的文件、档案，从来都是领导人亲自密封后，再由机要秘书传递，决不会不经密封就交秘书传递的，更不可能由秘书随便看并且把它压下。）） 这里似乎有一点毛病，文中所指为有关人事问题的文件，但是陈云的议题为陈云就认为包产到户不能解决问题，而提出要争取时间，分田到户要由包产到户改为分田到户显然不是有关人事问题的文件！林克有没有搞错？ 退一万步说，即使真有那么一个毛批，而且要我交给中央书记处，我有这样的胆于，敢压这样的文件吗？而且一压两年之久，毛泽东居然不闻不问，中央财经小组也没有人催间一句，这样的事是可能的吗？

我确实也接触或保存过一些机密文件。这类文件，我们都是锁在办公桌或保险柜里。如果有这样重要的文件，竟敢压在褥子下面，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据李志绥说，我压文件的事，后来是徐业夫报告了汪东兴和毛泽东。徐业夫已经死了。汪东兴还健在，他否认有这件事。再说，如果真有私压毛泽东批示这样的大事，我还能不受批评处分吗？可我没有为此受到任何批评处分。 自由人注 《历史的真实评<李志绥回忆录>》中说（李志绥讲）田家英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陈的政治安危，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田叫林克把这个批件压下，不要交到中央书记处去，免得以后被拿来用作批斗陈的材料。林确实没有交出，将这个批件压在他的宿舍床上的褥子下面。 （林克讲）再说，如果真有私压毛泽东批示这样的大事，我还能不受批评处分吗？可我没有为此受到任何批评处分。

请读者注意私压是田家英主使，林克从命，虽然林克没有为此受到任何批评处分。但是田家英被迫上吊自杀，可能私压是因素之一。节录田自杀记录如下：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娴告诉我五月十六日中央通过文化革命通知以后，汪东兴按照周恩来的布置找田家英谈过，并派戚本禹等人去田家英家里清点接收田的文件这是要批斗田的确定讯号。当晚田家英就上吊了。 我被外调的实情 至于说由此造成一九六四年底林克调出中南海，那更是信口开河。 一九六五年初，根据毛的指示，我到了河北新城县参加四清工作，半年后又回到中南海。我调出中南海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是我主动提出来的。 总之，李志绥越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深知中共高层内情、处于重要位置的角色，就越是在事实面前栽跟头。事实上，他又根本不处在这样的位置，不知道多少内情，就只好在那些参与者的帮助下，东拼西凑，胡编乱造，结果漏洞百出，这是毫不奇怪的。 但对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他那些绘声绘色的描写，还是可以起一些欺骗作用的。但是，欺骗作用总归是不能长久的。 （七）关于逮捕江青 谁参与逮捕江青？ 李志绥的回忆录在其序幕和结尾两次讲到逮捕江青的事。 序幕里说：毛死前两个月，也就是七月时，汪东兴曾跟我透露要逮捕江青的计划。虽然汪对江表面上漠不关心，而华国锋也一直客客气气的，但我知道他两人随时会逮捕江青四人帮。 结尾说：医疗组向政治局汇报毛发生心肌梗塞和抢救情况的会议结束以后，在汪东兴值夜班时，我将大家的顾虑告诉了他。他说：现在江青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议上骂这个骂那个。你看乘主席没有恢复，现在把江青干掉了，怎么样？我说：主席不死，干江青很难。汪说：主席死了，就不好弄了。我说：那可不见得。汪说：我同国锋同志讲过。他说就怕弄不到江青，江青一跑就糟了。我说，让她跑到天边上，我也要把她抓回来。还说：汪东兴又嘱咐我说：你一切如常，江青叫你干什么不要拒绝。这事只有我、华主席和叶帅知道，没有告诉别的人。你要小心，各方面都稳住。另外，你不要常往我这里跑，我有事会通知你。 只要稍具常识的人都会明白，李志绥扯了一个谁都不会相信的弥天大谎。像这样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核心机密，行动前只能有极少几个人知道，怎么会事先向一位与此事毫不相干的保健医生征求意见？又有什么必要向他通报情况？ 我又问了汪东兴。汪东兴断然地说：李志绥在造谣，根本没有这回事。那时（指一九七六年七月。林克）还提不到抓江青的问题，我怎么可能在两个月前就告诉他？中央最后粉碎四人帮的计划，那是绝密的东西，怎么能告诉他？粉碎四人帮跟李志绥毫无关系。李志绥所说的逮捕四人帮的情况也不对。 事实上，确定逮捕四人帮是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参与决策并指挥这场行动的只有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李先念等极少数中央核心领导成员，连负责具体执行这一任务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饲等人都是在行动之前几个小时才得到通知。 自抬身价 李志绥为了抬高自己，还编造了一个谎言：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他（指华国锋。林克）告诉毛主席造反派的攻击危及他的地位时，我也在中南海。会后华与我透露他们的谈话内容，并把毛手写的纸条给我看。毛蜷曲的字体写着：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着急。华国锋将纸条拿给政治局看，毛的纸条是他接班合法化的唯一文件。 华国锋当时是中央第一副主席，他有什么必要给一个保健医生看这些纸条？真正的见证人汪东兴回忆说：事实是这样的。毛主席会见外宾，华国锋陪同。毛主席会见外宾后稍事休息，华国锋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写了三个条子。谈话后，华国锋出来，走到大厅，把条子摆在桌子上给我看，告诉我毛主席写条子的经过和同外宾谈话的内容。当时只有华国锋和我两个人。 这就是事实真相。李志绥编造出这么多连毛泽东身边的秘书都不能与闻的事，他扯谎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要是真相信了黎安友之流的话，把这本书当作真实的最深刻入微的著作，那就非大上其当不可。 通观这本所谓回忆录，李志绥千方百计弄虚作假，给人们造成一个突出的印象是： 毛进行的一些重大活动：开会，同人谈话，会见外宾等等，都有李志绥在场、陪伴，李并且经常同毛单独谈话。李志绥还可以同许多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华国锋等单独对话，谈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 自由人注 《历史的真实评<李志绥回忆录>》质疑李志绥还可以同许多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华国锋等单独对话，谈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李志绥主动向周恩来、叶剑英、华国锋探口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反过来，在毛泽东病重时，周恩来、叶剑英、华国锋等人主动向李志绥医生询问毛的病情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 李志绥的目的是，尽量把自己打扮成为可以直接接触党中央核心的一个人物，这样就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肆意地编造毛的谈话、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谈话，欺骗读者。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读者：这些都是假的。 李志绥的回忆录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特点，就是凡是涉及中共党内重要会议和重大事件，除了他引用的已经公开的材料以外，只要是透露所谓全球第一手资料的地方，就必定出错。这还不值得深思吗？我为他堕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感到可怜、可叹、可悲和可耻！他的谎言构成为历史的笑柄。 李志绥回忆录中对事实的伪造，实在是举不胜举，驳不胜驳。要一一揭露，不是我一人之力所能及。我也不想在一些琐碎问题上过多浪费我的笔墨。但是，只就以上所举的这些事情的辨析，我想，读者就可以了解李志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这本回忆录究竟是一本什么书了。 自由人注 《历史的真实评<李志绥回忆录>》声称李志绥的回忆录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特点，就是凡是涉及中共党内重要会议和重大事件，除了他引用的已经公开的材料以外，只要是透露所谓全球第一手资料的地方，就必定出错。就必定出错？ ！为什么会出错呢？李志绥医生陈述，但是中共伪造事实，以伪乱真，当然不吻合！ 中共伪造事实的一个明确例证为： 毛泽东临死前，李志绥在抢救现场，只因为李医生是保健医生，不是专业医生，李医生没有站在第一线，于是中共伪造毛泽东临终前，李志绥在哪里？中共伪造箭手射靶，中共拖开靶标，然后宣称：对手没有射中！可怜、可叹、可悲和可耻！中共的谎言构成为历史的笑柄！ ！ 另外一个箭手射靶，中共拖开靶标，然后宣称：对手没有射中。的实例如下： 中共承认李志绥医生为第一次医疗小组组长 （毛泽东的医疗组，是在他病情危重时，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总共只有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是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华前）毛泽东病重期间组织的，时间一年多。第二次是从一九七四年到毛逝世，共两年多。） 医疗组长说：第一次医疗组成立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八日。 （（524）页）但是中共说第一次是一九七一年｜这是在时间上故意拆李医生的台！拖走箭靶，让李医生看起来又是错误。 第三章李志绥其书 作者：林克 我读了李志绥的回忆录的英、中两个文本的正文及前言后语，得到两点认识。 （一）精心制作的政治宣传品 无视事实真相 这是一本采取个人回忆录的形式、适应西方某些敌视中共的人们需要的、地地道道的政治宣传品。无怪乎美国之音等西方舆论工具，要一齐出马，大肆宣传这本书。 回忆录作者们利用李志绥的身份和李志绥伪造的三块招牌，欺骗读者，制造谣言，捏造事实，诽谤毛泽东，诋毁共产党，对毛进行人身攻击，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毛泽东这样一位根本改变了中国面貌，甚至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伟人，被李志绥、黎安友等人描述成为一个残忍的、虚伪的、玩弄权术的、生活糜烂的、独裁的封建君主。 他们这些人很不愿意，似乎也不敢面对以下这些最基本的事实。这就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实现了空前的统一（虽然还没有完全统一），结束了一百多年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屈辱历史和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华民族终于昂首挺胸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建设虽然经过曲折，但毕竟以旧中国不可想像的速度向前发展，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有的还处于世界前列。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空前提高，敢于同任何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霸权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准也不敢再来任意欺侮我们这个民族了；在他的晚年，又打开中美建交的大门，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根本地改变了，什么一盘散沙。东亚病夫的帽于统统被甩掉了。 毛泽东是伟大的思想家，是接受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思想一马克思主义，又批判地吸收了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文化的第一人，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这一切，反映了毛泽东一一生中的基本方面和主流方面。而在李志绥的回忆录里是根本找不到的。李志绥及其同伙们对这些都有意视而不见，统统抹掉。 目的在于反共 正是这么一本书，被黎安友吹捧为没有任何一本官方传记呈现了一幅比李医生此书更真实的毛画像。这正好反映了黎安友这类少数西方人对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对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仇视甚至是恐惧的阴暗心理。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犯过错误，包括反右扩大化，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 这些错误，有的当毛在世时，已由他本人领导作过某些纠正；其他错误，已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纠正，并郑重地作出深刻的历史总结和自我批评，特别是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防范这类错误使不再发生。 而回忆录对毛泽东的错误一味地加以夸张、歪曲，而且无中生有地进行捏造，在毛的生活、性格、待人接物方面，更制造了大量的十分恶毒的谣言，使用不堪入目的下流语言，将污水泼在毛泽东的身上。这本书死劲地印证西方某些人所需要的中共权力斗争说。 李志绥等人觉得，只要有了李的做过毛泽东保健医生这个身份和那三块招牌，造毛泽东的谣，是很方便的，而且就会有人相信。所以，我想提醒一下读者，凡是书中写的毛在会议后跟我说、毛有天跟我说、后来毛告诉我、毛私下和我说，以及毛与李的单独对话（我再重复一遍，李志绥没有同毛长谈的可能性），等等，一定要特别警惕！不管他们怎样吹嘘这本书是全球第一手资料，实际上这些东西一钱不值。 整部回忆录是一个为反毛反共的目的服务的政治宣传品。如果依据李志绥的瞎说胡诌，来研究毛泽东，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工作定会失去客观性、科学性，走上与历史事实相悻的歧途，而且会铸成历史性的错误。 （二）集体创作的回忆录 成书过程 我在前面就说过，单凭我所熟知的李志绥那点能力和经历，是不可能写出这本书的。回忆录英文版的鸣谢名单证实了这一点。最近，回忆录的英译者戴鸿超在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第六十六卷第四期上发表《英译（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回忆》一文，对成书经过略有透露，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英文版的鸣谢名单里可以看出，程度不同地参与这本书的竟有二十六人之多。 名列榜首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黎安友（An-6rewJ﹒Nathan）。鸣谢里说黎安友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本书的出版工作，戴鸿超则说黎安友被聘为该书的顾问。这位教授又是回忆录前言的作者。这个前言可以说是整部回忆录的一个概括，是全书的点睛之笔，说出一些李志绥不便说的话。也可以说，这本回忆录就是按照这篇前言所透露的意图写出来的。 其次是石文安（AnneF。Thurston）女士。鸣谢里说她的贡献是使这本书更加适合非中文读者的口味，并且负责监督（supervision）许亚民（YaminXu）的工作，将李志绥的回忆同其他人写到的有关回忆毛的内容相比照。 关于这位女士怎样插手回忆录的工作，戴氏透露了如下情况：当笔者（指戴氏。林克）的译稿交到蓝登书屋总编辑兼副总经理（JasonEpstein）手中以后，他认为李医生写作态度太过客观，只是记事，不表示意见。 编者有这样的理想，便需大动干戈，编修文稿，要李医生提供三类新资料：（一）李的身世及经历，（二）李对毛的看法及评语，（三）原文稿衍生的各项问题。李医生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已签约在先，同意出版书局有权增删资料，只好勉为其难。一九九一年春天，由黎安友教授推荐，李医生出资聘请一位修习中国文史的石文安女士作为助理编辑。一方面与李连续面谈，搜集上述三类资料；一方面协助编修工作。 哪晓得这位助编一晃之下，花去两三年的时间，才完成任务。据笔者的看法，她的编修工作，非常成功，把原本是一部历史性文稿变成了一本兼具文学气质的作品。可是这期间，她与李医生之间，或多或少发生不同意见。 再次是戴鸿超。他的任务是把李志绥的回忆录初稿译成英文，供黎安友和石文安等人大动干戈地进行编修，定为标准版。 再其次是许亚民。此人是李志绥进行中文写作时的助手。呜谢中说，许亚民的工作同中文原始稿及英文稿本都有密切的关系，做了许多有益的建设性工作。但他的工作要在石文安女士的监督下进行。 除了上述四位重要人物，据李志绥说，还有美国一些学者在英文书稿的不同阶段，读过并且评论过这本书。李志绥在谈到这些学者读过并且评论过的英文书槁时，用了另一个词theEnglishdraft，而且说明是在其不同阶段。也就是说，在中文原始稿（th eoriginaI Chinese text）和英文稿本（the English manuscript）之外，英文本回忆录正式出版以前，还有过一系列不断修改增补的英文草稿。李志绥说：他们的意见和鼓励，是极其有价值的。 此外，还有蓝登书屋的人员参与此书出版。还有罗伯特．巴尔内特（Robert Barnett）作为李志绥的版权代理人。据李志绥称，此人给他以强有力的支持，鼓励他渡过了困难的日子。夏元瑜允许李志绥使用他的一张中南海示意图。还有田北辰（TianBeichen）将李的部分日记从北京带到美国。 这样，通过李志绥在呜谢中提供的名单，我们终于发现了这本回忆录的参与者和策划者了，也知道这本书在写出原著之后，如何经过多人之手、又花去两三年的时间才编修完成的过程了。他们以为掌握了李志绥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人，又已签约在先，有权增删资料，就可以施展瞒天过海的手段，将广泛收集来的各种资料按照他们的需要拼凑起来，改头换面，通过李志绥的口，向不了解真相的读者捏造出一个被完全歪曲和丑化了的毛泽东，从而达到其有计划有步骤地丑化中国共产党，根本动摇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的目的。 对于这样一个罪恶的目的，李志绥和黎安友都直言不讳。李志绥在全书终曲中声称：我要此书成为在毛泽东的极权统治下，平民百姓生灵涂炭，以及善良知识分子，为了求生存，不得不扭曲良知、牺牲理想的历史记录，申诉给公众。这就是李志绥跟他的外国同伙们惯用的语言，说出了他们共同（或称集体）炮制这本回忆录的意图所在。 自由人注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结束语十分重要 自由人记录如下： 我将一生献给毛和中国，但我现在成了真正的无产者。我用哀痛的心情完成数十万言的著作。我写这本书，是为了纪念与我患难与共的爱妻娴，也将它献给所有珍惜自由的读者。我要此书成为在毛泽东的极权统治下，平民百姓生灵涂炭，以及善良知识分子，为了求生存，不得不扭曲良知、牺牲理想的历史记录，申诉给公众。 自由人注：右述几句文字，使李志绥医生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朋友访李，然后李医生死亡，日期为民国八十四年二月十三日，地点为美国芝加哥近郊李医生自宅，李医生公子及美国警察都无法找出谋杀证据。 蚍蜉撼树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以至世界所做出的贡献，已成为历史事实，谁也抹杀不了。只要是不存偏见、持严肃公允态度的学者和研究者，都不会采取李志绥、黎安友一类人的态度。我有几位研究毛的外国朋友，他们就是这样。 施拉姆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比如，他在一九九四年三月号《中国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认为，在二十世纪有影响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超过毛泽东。他说：毛随着年龄的增长，迷恋所享有的特权和环绕他的光环。虽然我是第一个指出毛的这种思想，但目前流行的对毛的看法，即毛只不过是又一个皇帝，则又走得太远了，因为他有意识的思想结构是由马克思主义决定的。 施拉姆还说：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提出的现代化、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等目标是普遍受到共产党内外拥护的。大跃进的目的是加快经济发展，却导致前所未有的死亡与苦难，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摧毁官僚主义，建立一个人类的新集体，却将社会弄得分崩离析。这两件事都使中国倒退，或走进死胡同。然而，在他掌权时期，经济增长率很高，技术发展很快（如制造出热核武器），这些都是载入史册的。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考虑，毛的形像还是正面的。如果说，对毛的评价是正确的，那末，毛的统治时期应当说是一个现代化的时代。 我同施拉姆教授虽然在一些观点上存在分歧，他的看法我也并不是全都同意。但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学者，他评价毛泽东时所采取的态度是比较客观的、严肃的。 李志绥是一个置历史事实于不顾的人，也是一个丧失了人格和国格的人。他为了诽谤毛泽东，污蔑共产党，讨好西方国家的某些人，赚取一笔可观的美金收入，可以凭空编造大量谣言和故事，使用超出寻常的恶毒的语言，昧着良心，咒骂、诽谤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凡是看过这本书的，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我同李志绥相处的近十年里，我看到的是一个对毛表面表示忠诚，向江青百般讨好、阿谈奉承的李志绥，他那张面孔，至今还栩栩如生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当我读到他的回忆录时，真是大吃一惊，完全不是当年的李志绥了，是同当年的李志绥的面孔截然相反的另一副面孔，是一个丧尽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丧尽了中国人的良知的李志绥。这大概才是真正的李志绥。 李的回忆录中有一句诬蔑毛泽东的话：原来他正如演员一样，除去前台的经过种种化妆的他以外，还有一个后台的真实的他存在。我看，用这一句话来说李志绥自己，再恰当不过了。 李志绥们想用一本书，把一代伟人、中华民族的英雄毛泽东打倒搞臭，那真是蚍蜉撼大树，痴心妄想！历史的发展必定作出这样的判决：毛泽东终究是一个历史巨人，而李志绥们必将同他们的回忆录一起，被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 第二部分还毛泽东真貌 徐涛吴旭君 听说台湾出版了一部李志绥的回忆录，我们借来细细地看了。 我们两人都是毛泽东身边的医务人员。徐涛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吴旭君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四年担任毛泽东的护士长。我们同李志绥共事的时间相当长，对他很了解。看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以后，觉得书中假的东西大多，这本书也不是他一个人能写出来的。 我们十分清楚，李志绥当年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的时候，能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实在不多。他甚至不敢主动地去见毛，毛也很少找他，至于交谈就更少了。书中涉及的大小事情，绝大部分我们都经历过，书中提到的众多人物我们也都熟悉。坦率地说，在许多方面，我们远比李志绥了解得更直接、更清楚。所以，对书里所写的那些东西，特别是关于李志绥本人的情况，关于毛泽东的生活方面和健康方面的情况，究竟是不是真实，我们是很容易作出判断的。 因为我们是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医务工作者，在这篇文章里准备着重从医疗保健方面来谈，顺带也讲到我们亲身经历的其他一些事情，用事实说话，让读者看一看李志绥和他的合作者是怎样编造谎言的。 （一）李志绥有什么特殊身份？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并兼任毛的医疗组组长。从此，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我作为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无论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随在他身边，为时二十二年。 这是李志绥表明自己身份的最重要的一段话。许多读者大概也是因为他有着这样一种特殊身份，才相信了他在书中说的那些事。我们就先从这一点说起，看看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李接任保健医主的档案资料 李志绥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的？ 徐涛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六月以前，从来没有向李志绥移交过毛的保健工作。最可靠的证据是毛泽东的病历档案。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的病历上有如下记载：今日由黄树则局长（按：黄当时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交代，今后主席保健工作由我负责。卞志强大夫已将工作及病历交代。这个病历是李志绥亲笔写的，并有他的签名。卞志强任毛的保健医生时间很短。 李志绥亲笔填写的个人履历表是又一个可靠的证明。他在履历表上是这样写的：一九五○年十月至一九五六年：警卫局中南海门诊部医生。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中南海警卫局，专职大夫。请注意，他自己写得很明白，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才担任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的，而不是他在那本书里所说的一九五四年。那份履历表是他在国内时填写的。周围熟悉情况的人都在，他不敢随便乱写，不可能像他到了海外以后可以任意乱说。 还有一个旁证：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他在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曾经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七年五月到北京医院神经科进修班脱产学习过。熟悉这方面情况的人都清楚，只要担任了毛的保健医生，从来没有在任职期间离开岗位脱产学习的，王鹤滨和徐涛等都是如此。李志绥这次进修，不是在做了毛的保健医生以后，而是在这以前由中南海门诊部派去的，这时他还在门诊部工作，同毛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保存着一九五七年四月毛在杭州和所有随同的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张合影照片，里面就没有李志绥。 在我们的记忆中，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这两年内，在一组（这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行政组织的代称）里没有见到过李志绥。一九五六年徐涛因毛交给的任务而临时外出，周泽昭（当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并负责毛泽东的保健工作）在一组主持专家会诊时，根据毛泽东病历的记载，毛的健康情况是由毛的卫士长李银桥和护士长吴旭君介绍的。李志绥临时被找来帮助作过记录，那时他和毛偶尔有过接触。其他有关情况，无论是毛的，还是一组的，他都不知道。 一九五七年六月李志绥担任毛的保健医生以后的几个月内，毛泽东的日常医疗保健护理，包括观察操作、饮食营养管理和药品器材管理等，基本上还是由吴旭君负责，李志绥几乎不怎么来一组。直到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去莫斯科时，吴旭君才第一次和李志绥进行保健医疗护理上的合作。 李志绥说他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二十二年。除去他前面虚报的三年，还有他一九六五年下乡搞四清，一九六七年下工厂支左，一九七○年下基层参加医疗队，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较长一段时间内因为毛泽东不满意他而不要他在一组工作，扣除这些以后，李志绥实际上做毛的保健医生的时间，就没有他自我吹嘘的那样长了，要打一个大的折扣。 李志绥居然还说：除了汪东兴之外，我可能是随侍在他身边最久的人。这更是笑话了！在毛身边工作比他时间长久的人有的是，例如叶子龙、孙勇、罗光禄（机要秘书）、韩阿富（炊事员，在毛身边工作二十余年）等等。他这些自我吹嘘，无非是要在不了解实际情况的读者面前抬高自己的身价，让读者相信他所编造的那些话罢了。 无中生育之谈 我们先来谈谈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五月这段时间。那时李志绥还没有到毛身边工作，更不是毛的保健医生，可是回忆录居然编造出大量关于李志绥为毛泽东做保健工作的情节以及他同毛交谈的详细描述。这些统统都是无中生有的，实在令人吃惊。下面举一些例子来说说。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一九五四年十月二日汪东兴同他谈话以后，汪将毛以前的一些病历记载拿给我，要我了解毛的病史。 这件事我们问了汪东兴，汪斩钉截铁地说：毛主席的病历，我自己从来就没有看过，更没有拿过，不可能由我拿给李志绥看。 毛泽东的病历，徐涛经手过。一九五三年徐涛从前任保健医生王鹤滨手中接收过来以后，一直锁在自己专用的保险柜内，只由他一个人管理和使用，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向卞志强交班以前从未给任何人看过或者借出过，包括当时的三位保健处处长、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卫生部副部长傅连障等在内。那时李志绥不是保健医生，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些病历。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毛终于召见我了。李（银桥）将我引进室内游泳池，毛泽东正躺在游泳池南端的一个木床上看书。 一个游泳池，一个木床，一个躺在床上看书，毛泽东的这些生活特点都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李志绥自以为这样说总是万无一失吧！但由于他是编造的，就难免破绽百出。 在我们的记忆中，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南海室内游泳池尚未建好。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问了专门负责修建中南海游泳池等建筑的工程师王爱深。他告诉我们：中南海室内游泳池是一九五四年开始修建，一九五五年秋天大约九月或十月完工的。游泳池南端的太阳光室是一九五九年扩建，一九六○春天才完工。 李志绥却说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毛第一次找他谈话是在室内游泳池。因为这是在讲毛第一次找他谈话的情景，当然不可能是什么记忆失误，只能是把后来他所知道的某些境况搬到前头来说，使故事细节编得活灵活现，好让读者信他那一套。没料到这样恰恰露出了马脚。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他讲过以上的高论（按：指书中说的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毛同李的谈话。）之后，又说：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你同我一起到天安门上面去看看，这也是一次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毛还对李说：你把孩子也带上去，让他看看。 这件事又是凭空编造出来的。我们去问过汪东兴。他肯定地说：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李志绥不会上天安门。是啊，李志绥一九五五年既没有同毛泽东见过面，更没有谈过话，说毛让他带孩子上天安门，不但那时，就是后来，在这种场合连中央领导人也没有带孩子上天安门的。李志绥编造的这些，谁会信呢？ 我们还问了当年中南海保健处的保健医生王敏清，每年大的节庆日如五一、十一，他都上天安门值班做医疗服务。他告诉我们说：一九五五年五一节，没见过李志绥在天安门上。 所谓北戴河事件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又说：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汪东兴突然要我火速赶往北戴河。北戴河事件（按：指书中所说的罗瑞卿、汪东兴阻挠毛泽东游泳而受到毛的批评一事。）也是我生活的转披点。夏季将尽，周（泽昭）医生被悄悄撤了职。我成了毛的专任保健医生。 李志绥这些话，句句是假的。 先请读者听听汪东兴是怎么说的。汪说：一九五五年六月，我没找过李志绥火速去北戴河。周泽昭没有被撤过职，他是中南海保健处副处长。如果那一年李志绥去过北戴河，那就可能是由中南海门诊部派去为出差工作人员作医疗服务的。李志绥那个时候不负责毛主席的医疗，我又不管门诊部的事，我怎么会叫他去？ 汪东兴的判断是对的，郑学文（当时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也可以证明。她告诉我们：我是一九五○年四月调到香山门诊部的，半年后从香山搬进中南海，成立中南海门诊部，仍做主任。一九五七年我回保健局以前，一直和李志绥在一起工作。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中南海门诊部那时派人去过北戴河，李志绥是随门诊部去北戴河的，给一般工作人员看病。 李志绥说毛泽东六月份在北戴河，这又编造错了。那些年的每一个夏季，徐涛都和毛泽东一起去北戴河，从来没有在六月份去过。六月份北京并不太热，而北戴河的气温和海水温度都还比较低，不适宜下海游泳。到七八月份，北京天气炎热了，北戴河的气温比较凉爽而海水又比较温暖，适宜于游泳和休息，所以毛泽东总是到七月或八月才去北戴河。 请看徐涛等人当年记载的跟随毛去北戴河的时间表： 一九五四年（首次去北戴河）：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十日 一九五五年：第一次八月七日至九月五日，第二次九月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五日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二十日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至八月二十八日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至九月三日 由上表可见，这五年中，毛离京去北戴河的时间，只有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六年是在七月，其余都在八月，从来没有在六月就去的。 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戴河游泳，有一件令人难忘的事。 九月二日，毛泽东游向远海，遇见一只小船，他同船上老渔民闲谈，老渔民没有认出这位穿着游泳裤、浑身水淋淋的人是毛泽东，怕耽误生产而不愿意多谈。毛泽东说把船上的螃蟹全部买下来，老渔民高兴了，谈得很畅快。讲了渔民合作社内不团结的情况，讲了家里的生活情况，连他老伴的一些事也津津有味他讲起来。毛泽东了解到渔民合作社的许多情况，一个普通渔民的家庭生活和经济情况，心里特别高兴。 回到第五浴场，毛请全体工作人员吃螃蟹，吃完后他又提出和全体同志合影。现存的这张合影照片中，李敏、李油、毛远新、汪东兴、孙勇、沈同、林克、周泽昭、徐涛都在，偏偏没有自称这时在毛身边工作的李志绥，因为他还只是门诊部的大夫，没有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吴旭君当时正怀孕临产，所以没有去北戴河，留在中南海值班。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还说：自毛从北戴河回中南海开始，我每天都去见他。此后，我也随同他出巡北京或外地。 按照他的时间表，这段话所说的一些事应该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以后。我们不知道那时他每天到底怎么去见毛？他在书上也讲到毛的住地警卫很严，当时他还不是一组的工作人员，连毛的住地周围地区的通行证都没有，怎么能进入毛的院中？又怎能进入毛的屋子里？他自己的履历表上明明写着，从一九五○年十月至一九五六年任警卫局中南海门诊部医生。他不负责毛泽东的医疗保健工作，有什么理由每天都去见他？而且还要随同他出巡北京或外地呢？ 贪天之功 李志绥的编造并没有就此结束。为了显示他医术不凡，初来乍到就取得了毛的信任，他在回忆录里编了这样一段情节： 一九五五年夏季将尽，我成了毛的专任保健医生。我不断翻阅毛的病历时发现，近两年毛每次检查血液中的白血球，总数都高，其中的中性白血球计数也高。这表明在毛的体内某处，有慢性炎症存在，但是没有检查，我确定不下来。 随后，李志绥设法说服了毛，他同意检查身体，并做了一次全面检查。检查内容包括鼻腔、上颌窦及额窦、口腔，还有前列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 他向毛说明牙齿是主要问题，并请牙科医生为毛拨了牙。过了两天，我又给毛取了耳垂血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计数都恢复到正常。我将检查结果告诉他时，他高兴地说：你解开了存在几年的一个谜。你胜利了，英美派万岁。 且不说李志绥在一九五五年根本不是毛的保健医生，没有资格为毛做全面检查，仅就他在回忆录里所说的细节来看，也都十分荒唐。 李志绥借毛的口说：你解开了存在几年的一个谜。事实上，毛本人早就知道问题出在牙齿上。早在徐涛之前担任毛的保健医生的王鹤滨，就发现了毛的白血球偏高的问题，并在病历上做了记录。一九五三年徐涛接任后，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断定是由牙病引起的。徐把结果向毛报告，要毛做一下检查，但毛工作紧张，一直抽不出时间。 为了动员毛及早检查治疗，徐涛早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向主管中央保健工作的傅连障、黄树则等多次口头及书面报告过。卫生部副部长傅连障也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向中央写了报告。可见，这个谜早就解开了，但不是李志绥解开的。 李志绥对于为毛泽东拨牙作了十分细致的描绘。对于这种描绘，除了毛身边的医护人员等当事人以外，谁能怀疑呢？谁会怀疑呢？但我们一读到这个地方，就感到不对头，书中写的同我们记得的事实完全不一样。 为了证实我们的记忆，我们又查阅了当时毛泽东的病历记录，结果与我们的记忆是相符合的。 一、李志绥编错了拨牙的时间。病历记载，毛泽东第一次拨牙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这以前没有拨过牙。李志绥在时间上含糊其词，但从上下文推断，他所说的那次拨牙是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国庆节以后。 二、李志绥编错了拨的是哪一颗牙。李说拨的是左边上面第四个牙齿，病历上记的是右上方第五个牙。 三、李志绥编错了拨牙的地点。李说是在北京，实际上是在杭州，由张光炎医生（北大医院口腔科主任）拨的。 李志绥把这些基本事实都说错了，同样不是因为记忆失误，而是因为他在一九五五年还不是毛的保健医生，根本没有参与这件事。这三点，特别是二、三两点，对保健医生说来是不会记错的。 他编那些拨牙经过的细节，是为了引出毛泽东对他说什么英美派万岁。凭我们对毛泽东的多年了解，这样的话绝不会出自毛的口。毛对医学界中分什么英美派、德日派、苏联派，向来不赞成。毛对徐涛多次表示过这样的观点。 为毛泽东解决失眠的难题，又是李志绥为吹嘘自己医术高明、深得毛的信任而编造的。他在回忆录中说：对我来说，最头痛的难题是毛长年的失眠症。他建议毛在晚饭前服用速可眠钠（sodium seconal），晚饭后再服用安米妥钠（sodiumamytal）。事实上用这个方法以后，确实使入睡好些了，睡的时间长些了。他把毛改服速可眠钠说成是他首次建议的。 其实，早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起，徐涛已经给毛泽东服用速可眠钠（sodium seconal）。当时用的是白色粉未状药，装在红色胶囊里，大的为○点一克，小的○点○五克。 （以上都有病历记录）毛对这种药的作用和效果既很熟悉，又很满意。在李志绥到任以前，毛泽东一直服用速可眠钠（sodium seconal）和安米妥钠（sodium amytal）。李志绥接任后，不过继续照过去的办法给毛服用这两种药罢了，哪来什么由于他的建议才开始这样做，李志绥之所以抓安眠药问题大做文章，是因为睡眠问题几乎是毛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江青没有保健医生 顺带澄清一件事，就是李志绥对徐涛做保健医生的一些说法。 回忆录中说：一九五三年由中央卫生部与中央警卫局共同派了一位徐涛大夫，做她（按：指江青）的专职医生。徐涛原本是毛的保健医生，但毛的身体好，平常没有什么医务上的事要办。因此毛将徐派给了一天到晚生病的江青。在书未的人物简介中又说：徐涛一九五三至五四年间任毛泽东私人医生，后任江青私人医生。 实际上，江青没有资格设专职保健医生。有专职保健医生的，只有中央的五位书记，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徐涛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五月，一直担任毛的保健医生。一九五七年五月离开后，还多次回一组做保健医生工作。徐涛从来不是江青的保健医生。 至于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同时也兼管为江青治病，这是毛本人交给的一项工作。毛曾经向身边工作人员交代过：江青身体不好，有病，在生活上你们也照顾她一下，她生病也要给她看一看。这样，你们也帮了我的忙。 为江青看病的人，并不等于就是江青的保健医生，这是在毛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的。李志绥接任毛的保健医生以后，不是也经常为江青看病吗？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就说得很清楚：一九五七年前后，江青提出要我兼管她的工作。我说：你同主席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兼管你的工作，你们不在一起时，我很难兼管。江说：好在我也没有多少事，我和主席不在一起时，必要的时候，可以让护士给你打电话，安排我的治疗用药。我只好答应下来。 一九六○年十二月中旬，江青打电话给毛，说身体不好，要我去广州给她看病。江青在广州过冬，抱怨频频。她说她有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她的护士、随从、卫士都不肯尽心照顾她。她要我去给她看病。 照李志绥自己说的这些，他不就成了江青的保健医生了吗？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把我们称作是他的朋友，但对我们的工作和职务却这样信口胡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使读者相信，只有他才和毛最贴近，最受信任。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意编造所谓毛同他彻夜长谈的故事，随意编造毛的生活中的所谓隐私。 李间曾跟随毛在长江游泳？ 李志绥的回忆录用了很大的篇幅讲一九五六年他同毛一起游长江的事。这又是令人奇怪的。 那次游长江，徐涛是随同的，没有见到有李志绥。我们还访问了许多当事人，都异口同声地说：那次没有见到有李志绥。 汪东兴说：一九五六年毛主席游长江时，没有李志绥，他游泳游得不行。我记得那次是徐涛和周泽昭给主席做保健。李志绥的书里说，我要他向毛主席打招呼。根本没有这回事！ 我们向陈长江（做过毛泽东的警卫兼游泳队员，一九五六年曾和毛一起游长江）间到一九五六年毛游长江时，有没有李志绥。他说：没有。后来主席游泳时，李志绥一般不下水。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在广州向毛汇报长江里能不能游泳的时候，是我们一起去见毛的。既然说我们，自然是包括他李志绥了。 我们访问了当时同孙勇一起向毛汇报的韩庆余（当时是警卫一中队队长）。他说：孙勇同志汇报后，主席还是决定游长江，主席叫我和孙勇先去武汉做准备。我们汇报时，没有李志绥，没有看到他。他后来做了保健医生以后，主席游泳时，他一般都不下水。 我们又问了孙勇（当时是警卫科长，毛的副卫士长）。他说：一九五六年主席游长江时，李志绥不在，我记得徐涛和周泽昭院长在。那时李志绥还没接班呢。在广州，主席向我了解长江能不能游泳时，当时屋子里没有李志绥。这件事他可能是以后听别人说的。主席找我谈完话，我就离开广州先去武昌找王任重，为游长江做准备。我专门试水试了三天，正试水时，你们和主席就由长沙来武昌了。主席在长江一共游了三次，徐涛和周泽昭都在小木船上。那时有三级风，长江水温是二十一度到二十二度。从武昌一直游到汉口中间未停的，只有毛主席、我、韩庆余三个人。那次李志绥根本不在。 当时，徐涛和周泽昭作为保健医生，对毛泽东游长江，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但是毛下了决心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游长江前，徐涛和周泽昭做了充分准备，包括药品、器材、急救措施等。尽管这样，徐涛还是一夜没有睡好觉。游泳前毛要徐涛同他一起下水，徐说：我得管这些药箱和救护工作，我还是要预防为主。因此，徐涛和周泽昭带着药箱乘小木船一直跟随着毛。游完后，毛对徐涛说：你没游，你不后悔吗？这可是中国的长江啊！ 那一回徐涛清楚地记得，在四天之内毛三次横渡长江，第一次由武昌游到汉口，第二次、第三次都是由汉阳游到武昌，徐涛和毛身边其他人员始终没有看见有李志绥。 如果李志绥那时真的当了毛的保健医生，又真的跟随着毛，那末，毛要横渡这水深浪大、江流湍急的天堑，在这重要的时刻，徐涛和周泽昭在研究保健和万一救护的方案时，为何不见李志绥的踪影呢？回忆录中对救护方案一事只字未提，又是什么原因呢？这并不是他的疏忽，而是他根本不在场，无从知道救护工作的准备情况。 毛的保健医生在同一时期内一般只有一名，最多两名（一个是一线值班、直接负责保健医疗的医生，另一个是上级指导、不直接参加值班的医生），从来没有第三位医生。这时毛的保健医生是徐涛和周泽昭，何来一个李志绥呢？ 当年毛泽东游长江，从中央到湖北省的各级负责人员，都很紧张，十分谨慎，生怕发生意外事故。徐涛和周泽昭更是重任在身，不能下水同游，只能乘坐一条小木船，紧随在毛的身边，随时准备救护。李志绥如果作为一个在场的保健医生，怎么能对毛的安全就那么漫不经心，那么无限轻松地去游泳呢？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描写，因为它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李志绥的游泳技术甚差，这一点李本人也承认。一个游泳技术很差的人，却能在水流急速、波涛汹涌的长江中，游起来感到无限轻松，又有谁能相信呢？ 造假的照片 李志绥为了证明他在一九五六年跟随毛游了长江，特地在回忆录里印了一张游泳的照片，并且写明：一九五六年夏，李医生在武汉附近的长江游水。 （毛泽东游在前头，不在照片内） 但是，这张照片并没有给李志绥们以帮助，恰恰相反，给他们帮了倒忙。因为这是一张假冒的照片。 同毛泽东一起游泳的人都知道，毛游长江或其他的大江，都是在江心深水处，从机动轮船上下水，同游的保护者，也要在同一处下水，相距不能太远。因为江水湍急，人一下水，就冲出十几米，如果互相之间距离远了，就会被冲散。但从李在那张照片中的姿势、神态和他周围的环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绝不是在长江中游泳的照片。在他身旁没有江水的浪花，李不会踩水，他的身体却站得那么直，他的神态却表现得那么轻松。可以断定，这张照片只能是在浅水无浪的地方拍的。 何况，一九五六年时随行的摄影记者只一两个人，主要是紧跟在毛泽东身边摄影，根本不可能分出一个人来，远离毛而专门去给李志绥拍照。 李志绥及其同伙造假的手法，也实在太低劣了。他们以为只要在照片说明中加上几个字（毛泽东游在前头，不在照片内），就可以以假充真。这不是在愚弄读者吗？回忆录的顾问黎安友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他（按：指李志绥）的身影牢牢嵌在无法修改的纪录影片和照片中，而某些可靠来源也确定他的身份。可是，这无法修改的照片（加上说明词中的要害之笔）的确确定了一个东西，但所确定的不是他的身份，而是李志绥之流的造假。 对一九五六年广州之行，李志绥说了那么一大篇，看来不少是听别人讲的或者从别人的回忆文章中抄过来的。除此之外，全都说得不对。他同毛的对话更是百分之百的凭空编造。 说起在照片上造假，还不只是游泳照片这一张。例如，中文版的第一张照片就是作伪的。 该照片的说明是：李志绥医生一九五四年夏摄于中南海毛泽东的内住地外。此照片由汪东兴所摄。 （着重点均为引者加的）实际上，在中南海生活过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张照片摄于中南海南船坞对面的流水音（这里有瀑瀑流水，因而名流水音），背景正是当时李志绥在那里工作的中南海门诊部的围墙，进入那个小门，向右拐就是李志绥当时与人共用的诊室。 南船坞（即南楼，李志绥住在这里）同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相距很远。当时，这里属于乙区，毛的住地属于甲区，持乙区证件的人不能进入甲区。我们问过汪东兴，他说这张照片不是他拍摄的。 李志绥们搞这种偷梁换柱的把戏，无非是为了配合正文，以证实李志绥的假履历，把他担任毛泽东保健医生的时间从一九五七年六月提前到一九五四年。 又如，中文版的第三张照片也是作伪的。 照片的说明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毛泽东当时前往克宫，是要向赫鲁雪夫、米高扬、布尔加宁辞行。右起：李医生、毛与卫士长李银桥。 当时，毛一直就住在克里姆林宫的一座楼上，无须前往克宫。这张照片，其实是毛泽东在楼梯转弯处，向已经走到楼下的吴旭君和中方波兰文翻译高佩玉笑面相送，根本不是什么向赫鲁雪夫等人辞行。如果真的是去向赫鲁雪夫等人辞行，那末，毛怎么会居高临下地从楼上望着离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