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5
在我与毛第一次见面后没几天，五一节前夕，已经是夜里一点多了，一名卫士值班室的卫士打电话来，要我立刻到毛那里去，毛在等着我。我匆匆走到一组面对中海的后门。我想毛大概生病了，要不然怎么会这么晚找我去？
我从来没有去过毛的内住地。我第一次踏进这块圣地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激动和喜悦。我想，我终于长征到革命的核心中来了。作为一个医生，能有这种幸运的并不多吧。
大家总是形容毛过着禁欲而简单的生活，他设下节俭的好榜样。他死后，中南海住地开放，展览他生前破旧的衣服、袍子和拖鞋，显示他为了接近群众而舍弃奢华的生活。毛是农民出身，惯于单纯。他只是在绝对必要时才穿戴整齐；平时睡醒以后，总是科头跣足，赤身穿一件睡袍半躺在床上。他穿衣服时，只穿破旧的衣服和布鞋，在公开正式的场合才穿上毛服和皮鞋，新的布鞋一定要别人先穿一段时间，完全踩合脚后，才肯换上。至于衣着整齐坐在那儿看书或办公，是为照像，摆个样子。事实上，他几乎总是在卧室或室内游泳池处理公事。
但是他仍过着帝王般的生活。毛的中南海内住地在中海与南海之间，前门面对南海。中南海一定是全世界门禁最森严的地方。晋见毛的外国贵宾感觉不到武装警卫的存在，但事实上警卫以毛为中心，成环状向外扩散，遍布中南海内。毛的贴身侍卫（又称内卫）也兼任随从，武装精良，守卫紧密森严。汪东兴督导下的中央警卫团武装安全警卫，即外卫，则防守内住地。他们在周围的隐蔽哨站内等距放哨。中央警卫团并驻守中南海的四周，毛出巡时全采这种保护网层措施。
毛行踪不定，只有最高领导阶级同志才会知道他的行止。他在中南海外主持庆典仪式时，车子都停到别的地方以防车牌号码被人记下来。车牌号码经常更换。这种安全措施抄袭自共党革命后的苏联，但这也是封建时代保护帝王的严密方法。
毛的内住地原是乾隆时期兴建的图书馆和休息室（１）。宫房几十年来没有好好整修，已开始腐坏，建筑物仍未恢复它们当年的雄观，修复工作仍在进行，房内到处是乾隆的御书匾额。
旧式传统大门上，绘有五彩图案。大门上一横匾，即丰泽园。宫房顶铺着灰色瓦。大门内东西耳房，是警卫值班室。二门内是一大院，正房上一横匾，即颐年堂，一九五九年人民大会堂未建成之前，毛在这里召集会议，接见外国贵宾和朋友，也在这里举行他个人的宴会。颐年堂后面是含和堂，其中是毛的藏书室。
毛住的菊香书屋在第二个大院内，与第一大院有游廊相连。菊香书屋四合院中，长着郁郁葱葱的古松柏，当中放着一些藤椅藤桌。五十年代初期，在热天的时候，毛曾在这院内召集过会议，但以后再也没有在这里开会了。
菊香书屋有一大房和几小房。北房三大间：西间是江青的卧室，有暗廊与毛的藏书室相通，中间是毛的餐室，东间是毛的卧室。南房则是江青的活动室。
机要秘书室主任叶子龙住在北房后的西间，江青的卧室隔壁。叶住所西侧，与含和堂相接处有一大厨房。叶负责毛的食品。毛的食品检查制度很复杂也是引用苏联模式，但大都沿袭封建帝制的方法。一九五零年毛自莫斯科返国后，警卫局请来两位苏联的食品专家，目的是让他们指导，如何使食品安全可靠，不至于被人下毒。在这两位专家的指教下，先设立了一个大的巨山农场，生产各种蔬菜、肉类、家禽及蛋、奶，专门供给中南海内的首长用。又在警卫局下成立了供应站，农场来的食品，集中到站内。站内设立生物化验室，负责化验食品的新鲜及养分；毒物化验室，负责检验食品中有无毒物。另又建立食品试尝制度，在首长入口以前的各种食物，都要由试尝员先吃一定的数量，以免首长中毒。这种检验方法在警卫局内成为一套制度以后，全国各大省群相效仿，确实劳民伤财。
东房是毛的办公室，有走廊与他的卧室相连。但我从来没有见到他去过这间房子，所以是长年关闭的。
南房向南又形成一四合院，这是江青的姊姊李云露及毛的女儿李敏、李讷等三个人的住处。李云露比江青年长甚多，缠过小脚。江青母亲死后，她便姊代母职，扶养江青成人。中共领导迁居中南海后，江青把李云露和她儿子接来同住，以帮忙照顾李讷和李敏。毛和江青不太关心他们的子女。李讷、李敏都住在学校里，周末及节假日回家。一年只有几次和毛或江青一起进餐。平常彼此也很少见面。
第四个四合院称为西八所。这里原有从北向南八排房子，当中六排完全拆了，余下南边一排，靠西是乒乓球室，靠东的一排是医生办公室和休息室、秘书办公室及毛远新的住室；北边一排是毛与江青的衣物室，和外国友人送的礼品储藏室。中国著名画家齐白石和徐悲鸿等人送给毛的作品，也放在这里。
后来我在这间礼品储藏室看见卡斯楚送的大箱大箱古巴雪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送的陈年白兰地，还有伊朗国王赠的金银烟盒。这里也是由叶子龙负责。
西八所当中造了喷水池，种了雪松和丛竹，和一个大葡萄架。每到夏天的时候，这里总比别处低四到五度。这个院子靠东边，在南花墙上开一小门，斜对瀛台，这就是南小门。在南小门里，原有一片菜地，种些西红柿、黄瓜之类，后来在这空地下，挖了一个防空洞。
东墙有一小门，通过去就是勤政殿了。一九五九年人民大会堂造成以前，在这里接外国大使的国书，会见外国政府首脑。毛的卫士和江青的护士们的宿舍，就在这周边的房间内。
在西八所大院子北墙内，靠西一排房子，是毛的卫士和江青的护士值班室。他们是日夜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一般生活用品、食品及药品都放在这里。卫士有值班日志，详细记录了毛的一切活动。所以这里成了毛的身边工作人员了解毛的情况，和平时聚会的地方。
北墙上开了一个后门，面对中海。毛平时外出，都走这个门。一般客人和见毛的党政领导人，也都走这个后门。
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凌晨一点多钟，我匆匆赶往后门，心想毛一定生病了。门卫看到是我，立刻按电铃，卫士开了大门，我同他一起走进卫士值班室。我问他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叫我。他说：主席已经吃过两次安眠药，睡不着，叫你来谈谈。我穿过相接的明廊，入北屋进到毛的卧室。
毛的卧室很大，几乎有舞厅般大小。家具是现代而实用的西式家具。卧室南北墙上四个大玻璃窗都用一层黑布，一层紫红色线绒窗幕遮住，因此在卧室内完全分不出白天或夜晚。
这时，毛正睡在床上，上半身靠在床头的枕头上。他那张大木床，有一个半普通双人床那样大，床内侧占床三分之二都堆满了书。他睡的地方，只占床外侧三分之一。外侧床头床尾的两只床脚，用木头垫高，这样外侧比内侧高出有三寸。据卫士长李银桥告诉我，这个办法是防止毛翻身时，掉到床下。但是过了几年以后，我更加深入了解了毛的内幕，才知道这样的安排与他的性生活习惯有密切的关系。
床头外侧放一张方木桌，上面堆着文件，就是毛的办公桌，也是他的饭桌。他与江青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和规律完全不同，碰在一起共同吃饭的时候也不多。
毛见我进来说：我还没有吃晚饭，找你来谈谈。他光着身子，穿了一件白绒睡袍，前襟敞开，右手拿着一本线装书，两颊微红，眼光闪烁。我搬了一张椅子，坐在床旁。这时卫士端给我一杯茶。
他放下了书，问我有什么新闻没有。这一下把我问糊涂了，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方面的新闻，而且除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以外，我也没有别的新闻。他见我沉吟不回答，跟着就讲：你这两天见过什么人？有什么议论？
毛每天的开场白就是有什么新闻没有？他对每个人都问这个问题，这是他收集情报和监视控制一组人员的方法。他要我们报告所有谈话及活动的内容，并聆听我们对彼此的批评。他喜欢让一组里面的人斗来斗去，并要求我们知无不言。于是我将见到傅连暲的情况，告诉了他。
他注意地听着，然后抬起身说：在江西反AB团、打AB团的时候，傅连暲一家五口人，女儿女婿都被当成AB团打死了（２）。他不是共产党员，长征时间他愿不愿意跟着走，他愿意，给了他一匹马，他不会骑，连人带马掉到河里，几乎淹死。他还是跟着到了陕北。他是大好人，可是他教你的一些话，不可全听。譬如说，我有了病，你给我治病的时候，是什么病，怎么治法，你要事先同我商量好，我同意了，就是治坏了，也不怪你。你若是不同我商量，你治好了，你也没有功劳，是你的错误。
前面他讲傅连暲的话，很容易理解，可是后面讲到治病的方法，使我莫名其妙了。我预感到今后的医疗工作将会十分困难。毛要求给他进行医疗以前，都要说明生理和病理的演变过程，每一步治疗要达到什么目的，起什么作用，得到什么结果，全都要深入浅出地讲明白，还要使他接受，这很不容易，但是我必须做到。事实上，此后多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很多困难，但也都尽可能做到了。
这时卫士给上饭菜，将桌上的文件叠好，堆放在一边，铺上了一块桌布。菜摆上来，是一盘大块的红烧猪肉，肥多瘦少，一盘清蒸鱼，一盘炒苋菜和一盘青椒豆豉炒苦瓜。他吃肥肉吃得很香，我心里不以为然。这时他已经是六十二岁了，傅连暲交给我的毛的健康检查资料，体重是八十七公斤，再吃肥肉，对健康有很大坏处。我想，以后要同他说清楚，肥肉，特别大量肥肉，对健康不利。我这一打算并没有实现。原来这一嗜好，是他少年时期在老家韶山农村养成的，直到他去世前保持不变。
他要我吃炒苦瓜，并问我味道如何。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而且也没有见过。我说：又辣又苦。他哈哈大笑道：一个人是应该吃点辛和苦，特别像你这样，念书，然后做医生，大概是没有吃过什么苦。
我当时没有弄清楚，他说这话，是开玩笑，还是当真，或者是用开玩笑的方式，讲出他对我的真实的看法。我只是就势说：我以前没有吃过苦瓜，今天吃起来还是很有味道。他又笑了说：那好，以后你就要有准备，要多吃点苦。这样我明白了，他认为我过去是一个不知辛苦的人。
毛觉得每个人都该吃苦，包括他的女儿李讷、李敏，还有解放后养尊处优的领导干部。大部分的领导干部都是农工出身，数十年来为革命胜利而艰苦奋斗，他们已经吃过苦了。但毛觉得他们在当权之后就逐渐沉迷于城市的奢华生活，意志薄弱。毛认为，如果这些领导干部不再吃吃苦，就会忘记真正的中国。往后那些年中，他让他身边的人我和领导干部们吃足了苦。
随后他说：我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第三是打麻将牌。他又问我会不会打麻将牌，我讲不会。由于家庭教育，从少年时代我就将打麻将牌和吸鸦片看成是中国社会的两个毒瘤，对之是十分厌恶。
他说：不要看轻了麻将，牌是一百八十四张，要按自己手上的牌，桌上打出来的牌，别家打出来的牌路，来判断自己和每家的输赢趋势。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
麻将的确是种战略游戏，毛是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家和麻将高手。但我想他优异的战略战术来自于《孙子兵法》、中国历史和《三国演义》。毛打麻将牌可不只是为了磨炼战技。原来打麻将固然是一种消遣，对毛来说，却也是一个调情的机会。牌桌上，手在和牌、摸牌、打牌，牌桌下却是用脚勾脚，用脚蹋脚，也在忙得一塌糊涂。
毛接着又说：《红楼梦》这部书是封建社会的兴亡史，是中国两千年来历史的缩影。我从来不看小说，可是我看《红楼梦》。
《红楼梦》这本小说我以前翻过，但是实在引不起兴趣，觉得书中的情节景象，距离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太远，所以往往只看一两页，就扔到一边去了。
《红楼梦》这部书的主题之一便是贾家的兴亡盛衰，还有当时社会的堕落。毛认为它是一本探讨中国封建制度之腐败和衰亡的奇书，但数百年来，中国人都把它当做贾宝玉个人的爱情悲剧故事。贾宝玉早年追求美丽的女性和感官逸乐，其实是他对社会家庭的反抗。他最后失败了，只好遁世去做和尚。后来我才知道，毛一贯以贾宝玉自居，以能左拥右抱为一大乐趣，丰泽园几乎成了当年的贾府。也正因为此后他的后宫佳丽越来越多，争风吃醋更使他飘然，更加以贾宝玉自居。毛这位反抗英雄跟我说：我不是圣人，我也不想做和尚。
毛那晚又说，中国的庞大人口应该归功于中医的发达。他说：至于中医，你想想看，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经过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战争屠杀，到现在人口怕有了五亿多人了吧？有这么多的人，是西医的功劳吗？西医到中国，不过上百年。数千年来，老百姓就是靠中医。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把中医一笔抹杀呢？中国的书，只有佛经和中药书我没有读过。你读过医书吗？
这可把我问倒了。虽然我的祖上都是中医，可是我没有想到中医对中国人会起这么大的作用。何况，在医生还没有出现的远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又怎样解释呢？
我说我试着读过张仲景的《伤寒论》，可是弄不清楚金木水火土的道理，读不懂，昏昏然不知道书上说的什么。
他大笑说：阴阳五行是不好懂，可能是代表人体内的生理和病理状态。我主张中西医结合，首先要让一些有根柢的西医学中医，老的中医也应该学学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和病理学之类，要能用现代科学阐明中医的理论，也应该将一些古典的中医书翻译成现代语言，或者加注解说明，经过一段时间，总可以形成中西医结合起来的新医学，对世界会有贡献的。停了一下，他又说：我提倡中医，可是我自己不信中医，不吃中药，你看怪不怪。是很怪。
他讲过以上的高论之后，又说：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你同我一起到天安门上面去看看，这也是一次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他紧跟着又问我，孩子有多大了。我告诉他，已经是五岁。他说：你把孩子也带上去，让他看看。我说：这可是不能办。上天安门的都是首长，我因为工作关系，可以上去，但是孩子可不能去。首长们的孩子都没有上去过，他怎么能去？何况他很调皮，又不懂事，惹出事来，找来麻烦，那么我可真成了众矢之的了。他听后，笑着说：那好，就这样办。你回去睡觉，我也要睡觉了。
我回到南船坞宿舍，已经是凌晨三点半钟，早就过了我每晚十点入睡的时间，娴还在等我。我将当晚的情况告诉了她。我说：看来，他的身体很好，并不需要什么经常性的治疗。我这个角色与其说是医生，不如说是清客。
娴说：不能急，开头只能照这样接近他。何况，看起来他对你的印象还不差。千万不要急。
那晚是往后多次与毛彻夜长谈的开端。毛很孤独，很少见江青，也没有什么朋友。所谓延安精神不过是个神话罢了。刘少奇和周恩来有时会来，但毛与他们之间的交谈只限于公文上的批阅往来，和不定期在颐年堂或毛所巡行的城市里，举行的会议讨论。毛和其他领导同志之间很少相互来往。他最亲近的人是那些年轻、知识水平很低的卫士。谈话范围自然有限。毛爱跟卫士们讨论他们的女友，面授机宜，还代为写情书。但毛无法跟卫士讨论他最有兴致的两个话题中国历史和哲学。
因此我成了毛的清客。我读些毛推荐的史书和哲学书，和毛讨论上数小时成了每周的常规。由于失眠症，他睡眠极不规律。一天分二十四小时，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他想睡时就睡，睡不着就找人谈话，或开会，或看书。时间对于他没有任何限制，也不起什么作用。
娴劝我不要急是对的，但事实证明要适应毛并不只是一天两天的事。毛是个独裁者，我们这些在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必须事事以他为中心。在毛的官闱中如果胆敢有自己的主张，无宁是自寻死路。
注释
（１）早在一九三零年代中期，共产党于延安建立基地后，毛总是分住最好的居所。据说他在延安的窑洞是最舒适的。
（２）另有资料来源显示，傅连暲的女儿、女婿在一九三四年长征初期遭到杀害。傅的女婿陈兵辉医生据说一九三二年曾替毛治病。傅与其家人经济充裕，生活舒适，是他们被控为AB团的原因之一。毛与张闻天救了傅，但他的亲人仍遭杀害。
6
第二天是五一劳动节，早上九点过后没多久，我带上必要的急救用具，走到卫士值班室。汪东兴与值班秘书都在。九点半毛从北屋出来，穿着一身浅灰色维呢的薄呢中山装，也就是毛服，脚上穿一双大元头的黄色皮鞋。他高高兴兴的同大家打招呼。
这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赶到卫士值班室，看到毛在北屋外面，快步走过来，满面春风的向毛敬礼，大家祝贺节日好。毛说：时间差不多了吧？罗说：可以走了。于是穿过西厢房，走到颐年堂，大家在丰泽园大门口纷纷上了红旗车。
自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的所谓国庆大典起，每年的十一国庆和五一劳动节的群众游行，我都参加了。每次参加这种盛会，总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天安门广场上汹涌的人流，狂热的眼睛，使我感到作为中国人的无限豪情。
今年不同了，我不再是群众游行的参加者，我要登上天安门成为一个观礼者了。
罗叫我坐到他的车上。这车打头开路，从丰泽园沿南海北岸，出中南海东门驶入午门，停在天安门北侧西箭道下。罗赶忙下了车子，跑到毛的车旁，开了车门，搀扶毛下车。毛瞪了罗一眼，用右肘甩开罗的手，申斥罗道：不懂事，你去照顾宋庆龄副主席嘛。罗急忙跑到宋的车前，宋早已下了车。
那时的宋庆龄一定已有六十岁，但看上去不过五十岁上下，真是雍容大方。她向大家祝贺节日好，而且走过来，同我们握手致意，使人感到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另外那些所谓的民主派人士李济琛、陈叔通和沈钧儒就不同了。几个人都是老态龙钟，步履蹒跚。毛走上前，请宋先走，并招呼李、陈、沈等人一同走上箭道。临上天安门陡峭的石阶前，毛还搀了宋一把。他们刚在天安门上露头，观礼的人们都鼓掌欢呼。
我是第一次登上天安门，感到又激动又好奇。我走到城楼两侧向下面望，人流在移动。我走进天安门城楼内，里面悬灯结彩，对着大门，用屏风隔出一大方地，摆着一排沙发，排成半圆形，这是为给毛在会间休息，和会见参加五一节的外国客人。其余地方都摆着长的条案，罩上白桌布，两边摆着扶手软椅，桌上是一碟碟的点心和水果，以及茶水饮料。
往年参加这种聚会，总是很不解，大会从上午十点开始，一直要到下午三时或四时结束，在天安门上的首长们，怎么能站立这么久呢？现在明白了，原来有这样一个休息和饮食的地方，这是在下面游行的群众所意想不到的吧。
毛缓步同熟识的人们握手，然后走向主席台，广场上的欢呼声，像大海的波涛，起伏不停，毛挥手向人群致意。这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开始。二十一响的礼炮响起，乐队奏着《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国际歌》和《解放军进行曲》。先由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坐敞蓬吉普车检阅部队，然后群众游行开始。由身着军服的海陆空三军带队，开着坦克车和大炮驶过长安街。毛及其他政府首长站立阅兵，乐队奏着军歌。
数以千计全身白装，颈间系着红领巾的学生，高举国旗和各色厂旗的干部、工人团体一波又一波的穿过，并在游行行进间向毛及其他领导欢呼。群众游行持续了数个小时之久。毛很高兴，没怎么去休息室休息。最后一波已是午后多时，上千个着白衣系红领巾的儿童经过天安门城楼下，高举花环向毛致敬、喊着共产党、中国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今天游行的群众都是经过筛选，政治成分可靠。这些群众真的热爱毛主席。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我只站在毛咫尺之遥，随同他检阅游行。我耳中回响着雄壮的军歌声，目睹五彩缤纷的群众队伍和中国精良的战备能力，心中涌满了澎湃的爱国情怀。
从天安门回到中南海，已经是下午四时半了。在卫士值班室前，罗瑞卿向毛说：主席，晚上七点钟上天安门，各家分头去，就不集合了。毛点头示意，走向菊香书屋。
罗走入值班室，向我们这些随从人员说：你们都辛苦了，六点半回到这里，不要误了时间。
我匆匆赶回南船坞，娴和孩子在房间里正在玩跳棋，看见我回来，都说怎么这样晚，公园去不成了。我告诉他们晚上还要上天安门，没有办法，什么地方都去不成了。娴说：那怎么办？妈妈在等着呢。我说：这有什么办法，你们先回去，我如果回来的早，就去接你们。要是到九点钟我不来，你们就不要等我了。
送走了她们，我到中南海东八所食堂去吃饭。我找到值班厨师，他给我煮了一碗挂面，什么味道也没有。
我回到一组卫士值班室，秘书和警卫们已经聚在这儿，都在抱怨没有吃上饭。汪说：不要紧，等下到天安门上你们去吃点心。你们不要挤在一起，分开了吃。要不然别人见了，会说，一组的人怎么这样闹特殊待遇，别的工作人员不准吃，为什么让他们同首长的待遇一样。
七点时，罗瑞卿嘟囔说，怎么主席还不出来。汪急忙顺走廊到菊香书屋。过一会，汪走回来说：王胡子给主席理发呢，上午没有来得及理发。快七点半时，罗瑞卿大声说：汪东兴，你还不去请主席走。我好奇的跟着汪去菊香书屋一探究竟。
原来毛就在中间那间饭厅内，坐在一张高背藤椅上，在颈部系上白布盖布，右手拿着一本线装书在看。
毛完全按着自己的舒服与否，随意转动着头颈。这个发可不好理。椅背太高，手不容易伸到脑后。理发的老王已经六十岁出头了。他随着毛的头的转动，而上下左右地剪着头发。没多久，老王已经满头大汗。
王胡子名王惠，从一九三零年代晚期就一直给毛理发。毛有一次同我讲到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在随后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王胡子被打成反革命。抢救运动的目的是揪出反革命，被怀疑的人必须坦白交代。王胡子当时坦白说，他是暗藏下来的特务，要在理发时，用刀子杀死毛。
毛告诉我：我就不相信，他给我理发和刮胡子这么久，一个小口子都没有割开过，怎么可能是要杀我的特务？如果要杀的话，早就可以下手了，还等到现在？我让他们叫王胡子来，我谈谈。王胡子来了，见到我就下跪，大哭说，坦白交代，要杀主席。我说为什么不动手呢？他说等国民党来了再动手，我说到那时还用得着你动手？我让他讲老实话，他说不这么讲，日夜不让睡觉，实在受不了，只能按他们讲的坦白交代，这才让他睡一觉。这样，我才下命令停止抢救运动，凡是以前坦白的全不算，有什么说什么，没有就不要说。
王胡子从此对毛绝无二心。在毛的宫闱中，许多与毛最亲近的忠心分子都曾受过毛的救命之恩（１）。
理发完毕以后，大家动身，我与罗、王同车。车上，罗责备汪说：这么大的主席，你们就这样给理发。家里搞出一间房，修个理发室，到北京饭店拉一把理发椅子来。汪说：这些都好办。请示过主席，他不同意，只准这样子理发。
罗又说：王胡子这么大岁数了，手直抖，要把主席剪破刮破了皮，怎么得了？汪说：给主席做事的人，就是不好找。王胡子从延安干到现在了，主席不同意换人。换个生人在他眼前拿剪子刀子晃，他不放心。
罗默然不语。我心里暗自奇怪，毛生活上的细节，罗为什么不知道呢？我又想到以后我工作，势必要用一些医疗用具，像注射针之类，毛会不会不放心呢？看来首先还是取得他的信任以后才好进行工作。
毛到了天安门上，立刻放起第一批烟火，衬着夜色下广场附近的万家灯火，景色十分壮观迷人。在空中绽放的缤纷焰火，将广场上无数身着彩衣的民族舞蹈表演者点缀得非常美丽。
烟火放得正热闹时，周恩来走过来，请毛到大厅内和来观礼的外宾一起拍照。这次接见中，包括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胡那年六十岁，瘦瘦的，留一口灰白色长胡子，穿一双草鞋，看上去很精神，中国话讲得非常好。给胡作警卫工作的张告诉我，胡十分喜欢中国，衣食住行，样样都是中国的好，全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特别喜欢住在广西和云南。我这是第一次见到胡，非常欣赏他。
最后一批烟火放完已经快十点钟了。大会里没有人告诉我这些点心总共花了多少钱。但我后来得知，光是这一晚的烟火费恐怕就不下五十万人民币。那时工人一月薪资只不过是三十人民币上下。此后，我越来越觉得这般庆典过于铺张浪费，特别是在困难时期，大家普遍饿肚子的时候。多年后，这些庆典对我便变得毫无意义。
毛后来也对这些节庆意兴阑珊。不过每年过五一及十一这两个节日，他都很紧张。一是头天总想早睡，偏偏睡不着，大会的时间不能更改，往往不睡，或睡的很少上天安门。虽然如此，群众的崇拜倾倒总能令他精神大振，得以撑完全场。问题是他典礼后又常常感冒。感冒有时演变成支气管炎，好几个礼拜都不舒服。年事更高后，支气管炎更易导致肺炎。此外，他也讨厌打扮整齐和这些繁文缛节。
他之辞去国家主席，所谓退居二线，实际上，是将这些他称之为表面文章的礼数，推给别人去周旋。六十年代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决定，为了节省人力物力，此后逢五逢十才在天安门庆祝国庆。这说得似乎很中听，但骨子里是怕麻烦，怕感冒。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劲头反而来了，为了打倒政敌，巩固手中的权力，一跃而起，到天安门八次接见并鼓励红卫兵造反。这些花费比平常的国庆和劳动节庆典要大得多。毛在权力斗争中，从无顾及花费的问题。林彪一九七一年九月叛逃苏联途中坠机身亡之后，毛便再也不曾出席任何庆典。天安门的庆典就此取消。
但在一九五五年劳动节之时，毛仍极为振奋。
放完最后一批烟火，我以为这下可以回家了，不料毛还举行了一场舞会。这真使我大吃一惊。解放后，跳舞场就因其颓废和具资本主义特色而被全面禁止。但在中南海的深宫朱墙内，毛内住地西北的春藕斋，每周末有一次舞会；一九六零年以后改为星期三、星期六晚各一次。那晚放完烟火后，就有一个舞会，而且我还必须出席（２）。
我和毛一起走进春藕斋，警卫团政治处文工团的女团员们，一下子都围上来，争着要同毛跳舞。原来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组成临时乐团伴奏，后来改由专业文工团乐队伴奏，奏起舞曲大都是民歌小调年轻女孩轮流上来和毛跳舞。毛的舞步迟缓而笨拙。毛跳完舞后，喜欢和女舞伴聊聊天，但马上就又换上下一个女孩。前阵子江青去杭州了，所以她没有来，朱德和刘少奇倒都来了。只有毛、朱、刘这三位领导坐在桌旁，其他百余名左右的办公厅干部和文工团的女孩子都坐在靠墙边排排放的椅子上。我那时年轻，任毛的保健医生，又是舞厅里少数的男伴之一，所以年轻女孩子也请我跳舞。
有时舞曲音乐会戛然停止，换上北京戏曲的小调。北京戏曲是种民间通俗文化，内容多半是缠绵悱恻的庸俗爱情故事，有时甚至十分色情。西方人听不懂它高亢吵嘈的曲调，其格调和西方舞曲完全相反。
文工团的乐队奏起了苏三起解中的小过门，舞场内立时沸腾起来。毛和着小调，跳起他独一无二的西洋舞步。在舞会的乐曲上，毛与江青的爱好完全不同。毛喜欢民间小调，江喜欢西方乐曲。所以在跳舞上，二人也合不来。
我看看，春藕斋里正是急管繁弦，舞步杂踏，没有我的事了。我正打算回去，李银桥拉住我，他说：你可千万别走，主席他跳舞，总是注意身边工作的人在不在。如果不在，他会说是我不合作，把你排挤走，会认为我们之间在闹意见。我说：这怎么可能？没事怎么会闹意见？他说：你可不了解。时间久了，你就知道。
事情正如李银桥所说，毛很注意在他娱乐活动的时候，他身边工作的几个人是不是都参加了。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在杭州，浙江省委给他在杭州饭店举办舞会。我当晚很累，没有去。过了一会，一个卫士敲了门，说：主席问你为什么没有来？是不是值班卫士故意不通知？快走吧。
另一次在一九五八年，到湖南长沙，我因雨大，没有去看花鼓戏的演出。但过了半个多小时，湖南省公安厅李厅长赶来，又接我去了。从这两次以后，凡是毛参加的活动，我定到不误。
数年后我才了解举办这些舞会的内幕，所谓警卫团政治处文工团是由汪东兴负责组织，其真正目的在于提供毛娱乐，并非官方所说，是为了服务警卫团。文工团挑选年轻、可靠的女团员做为毛的舞伴。
一九五七年，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在政治局给毛提意见，问毛为什么要在警卫团成立文工团（３）。彭是政治局委员中最直言敢谏，勇于向毛挑战的领导干部。彭斥责毛弄个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并直斥罗瑞卿、汪东兴不干好事。因此，警卫团文工团被撤销，但毛并不缺女伴。其他文工团的女孩子北京军区、空军、铁道兵、第二炮兵文工团等都来陪毛。
但一九五五年的五一劳动节，在第一次舞会上，我对这些臭事一无所知，我只想尽早赶回南船坞和家人过节。曲终人散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汪东兴招呼我去吃消夜，我没有去，急着赶回家，我知道娴还在等着我。
在家中，我们一起吃着蛋炒饭。我未能和家人一起过节，娴感到非常失望。我母亲做了不少菜，等我到十点钟才开饭。我儿子李重累得在母亲那睡着了，那晚就睡在老家。
我第一次跟毛见面至此还不到一个礼拜，但我的生活已经起了剧烈的变化，起居无时，饮食无常。娴说：你要跟毛主席一样了。从那时开始，二十余年来，全家的生活都被搞乱了。我非常爱娴，但我很少能待在家里。过去我们总期盼着国庆日、劳动节和春节的来临，我们通常去我母亲那一起过节。在我为毛服务的那二十二年间，我只放过一个礼拜的假，一家人也从来没机会再聚在一起度假。
毛常要我凌晨时分去陪他，因此我回家时，每每已近破晓时刻。娴往往坐在灯下忧心忡忡地等着我。我每次同毛出巡外地，常常一去几个月，甚至一年，这期间她一贯寝食难安。我二儿子于一九五六年出生时，我正在外地。不单是我不常在家的问题，即使我人在北京，娴也不能参与一组的生活。娴一直未被批准入党。好在我是毛的保健医生，这职位使她安然度过一次又一次使生灵涂炭的政治浩劫。
以后，娴在各方面支持我，使我能无后顾之忧。我的家完全是她一个人在管理、在支持。她尽心尽力照顾孩子们和我年迈的母亲。娴刚回中国时，是个精力充沛、活泼外向，对人生充满热情的年轻女人。我眼睁睁看娴经过岁月摧折的转变，内心之痛苦，笔墨无法描述。新中国拒她于门外，她为我忧心忡忡，在在都迫使她变得内向而沉默。她常对我说：我们过的仍是流浪生活，有家等于没有家。她的蓬勃朝气似乎正在一点一滴的流逝。
注释
（１）王胡子的屈迫成招并不是停止延安整风运动的唯一原因，许多人均被诬陷。
（２）毛自一九三零年初期便曾在延安举办过舞会。叶子龙那时负责从其机要秘书室中挑选女孩子和组织临时乐团人员。
（３）毛自己在一九五三年也觉得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时期成立文工团至为不妥，但也未能将其解散。
7
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差不多是我与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六个礼拜后，汪东兴突然要我火速赶往北戴河。北戴河原是渤海湾内的一个小渔村。一九五零年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直管理局在海滨给每位中央领导人预备了房子，就是将接收下来的别墅重新翻修，作为避暑之所。毛和他的随从几天前就去了北戴河。这次由原来的周泽昭医生陪毛同行。当时我还兼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仍未曾随毛主席出巡。我想这么紧急的召我去，一定是有很严重的事。好在每天有一列由北京直开北戴河运送公文往返和政府官员的专车，我当天就到了。
我到了北戴河后才知道，当天凌晨时，一次寒潮引来狂风暴雨，涌起的海浪有一层楼高。毛一夜失眠，没有睡觉，要下海去游泳，风浪太大，卫士阻挡不住，打电话给汪东兴。汪匆忙赶到海滩，毛已要下海。汪劝阻毛不要下海，毛没有理汪，走入浪中游向深处。卫士、警卫员和一中队队员纷纷向毛周围游去。
汪看风浪太大恐怕出危险，焦急之下打电话给周恩来和罗瑞卿。周、罗二人赶到海滩，毛已游到远处。周感觉责任过大，又无可奈何，于是报告了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周希望刘出面阻止毛冒险，但被刘拒绝了。刘少奇也许只是识时务，不愿犯上大不韪的罪名来阻挠毛的一意孤行。
就在毛下海游泳的时候，江青也赶到海滩。她叫当时在场的周泽昭医生下海照顾毛。无奈周医生已经五十多岁，年事已高，不会游泳，不敢下海。江斥责他说：主席游到风浪里去了。万一出事，你站在这边有什么用处。于是周医生坐上一条小船追上去，可是风浪太大，颠簸之下，在船上根本坐不稳，他又晕船。等到毛回到海滩，周医生由警卫人员抬扶到岸上，只能躺在沙滩上呕吐。这更使江青大不满意。原来这就是要我立即赶到的原因。
毛游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回到海滩，对汪东兴极不满意说：你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游泳。你自己横加阻挠还不算，还想用中央压我。
汪东兴和罗瑞卿负责毛的安全工作，是毛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但他们面临了棘手的难题。如果毛出了事，不管他们有多忠心，也不管这是不是毛本人的意思，下场不但是被撤职，还会送命。
但毛却认为汪、罗两人想限制他的行动自由。毛进一步觉得政治局委员想控制他。毛总是我行我素，谁想阻挠、拂逆他，谁就挨一顿臭骂。这次的北戴河事件在毛与汪、罗两人关系上投下一道阴影。他的愤怒隐藏了许多年才终于爆发。
北戴河事件也是我生活的转折点。夏季将尽，周医生被悄悄撤了职。周离开中南海，前往北京医院任院长，我成了毛的专任保健医生。我的工作一来是替毛治病，二来是维持毛的健康。如果他生了不该生的病，或是有任何病痛，我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我的工作与身家性命紧密相连，我必须小心毛身体上的任何细微变化。因此我得先行接近他，才能深入的了解他。自毛从北戴河回中南海开始，我每天都去见他。此后，我也随同他出巡北京或外地，
我不断翻阅毛的病历时发现，近两年毛每次检查血液中的白血球，总数都高，其中的中性白血球计数也高。但是一九五零年以前的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计数都很正常。这表明在毛的体内某处，有慢性炎症存在，但是没有检查，我确定不下来。
我不知该如何说服毛接受检查，他觉得自己很健康。一九五一年有几位苏联医生来帮他作身体检查，查了大半天，搞得毛大发脾气。自此后他就很讨厌医生。
一次他同我读英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间他谈到战争，由此我谈到人体的抵抗力，谈到白血球是人类抵抗细菌的战斗部队。我告诉他，这两年他检查出来，白血球比过去高，表示身体某处有慢性炎症。他说：为什么？我说：如果没有慢性的细菌增殖，身体不会有增加抵抗的表现。但是白血球并不太高，又没有别的不舒服症状，可见这炎症不严重，可能是在什么地方有窝藏细菌。他问我有没有办法弄清楚。我告诉他先将容易藏细菌的副鼻窦、牙齿、喉咙和前列腺几个部位查一查就可以。他问我要多长时间。估计半个小时就完了。他要我立刻检查。
我先查了鼻腔和上颔窦及额窦，没有发现不正常。又查口腔，牙齿上积垢太多，成了一层绿色膜。毛保留着农村习惯，从来不刷牙，睡醒后，最多只不过用茶水漱口，叫他看牙医更是比登天还难。我想起，十月一日在天安门上，彭德怀走来同我说：主席的牙齿像是涂了一层绿漆，你们要劝他刷牙。毛有几个牙齿，用手指稍压齿龈，就有少量脓液排出。我怀疑毛为了讨厌看医生，天大的病痛也强忍下来，不肯吭声。可见毛是极能耐苦的人。
我跟毛解释牙齿是主要问题。他说：这怎么办呢？你给想想办法。我建议他请个牙科医生看看，因为一般医生在学医的时候，虽然也学牙科，但只是稍微涉猎，尤其在毕业以后，更是从来不接触牙科，所以很生疏。他笑了说：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么说起来，你倒不是强不知以为知。他同意了我的建议。
随后我检查前列腺。他有包茎，包皮很不容易翻上去。自他迁入中南海以后，就再也没有洗过澡。他觉得洗澡浪费时间。他的卫士每晚在他批公文、看书或闲谈时，用一条湿毛巾替他擦身。毛右侧的睪丸没有降到阴囊，也不在腹股沟，所以是隐睪。这不会影响到性能力，但能导致睪癌。我得注意这个不正常现象。毛的前列腺不大，柔软。我做了前列腺按摩，用试管装了精液，拿回到办公室。
隔了两天，毛起床后，要去请牙科医生来。我请了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的张光炎医生。张是华西协和大学牙医学院的毕业生，比我高两班，在学校时就很熟识。
临时诊所就放在菊香书屋内中间那饭厅里，理发用的高靠背藤椅正好用做诊疗椅。我接来张医生。张十分紧张，问我检查时有什么判断，又问我毛的习惯与性格。我老实告诉张，毛的性格，我还不完全了解，因为我也初来不久，我只知道，他喜欢简洁，不喜欢迟缓啰嗦，张担心做不好。我说不会，他决心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会配合好。我叫张放心。
我带着张医生走进北屋中间的那间饭厅。毛坐在藤椅上，正拿着一本线装书在看。毛在会见客人时，总是拿着一本书在看，以缓解心情紧张。另一方面，毛很清楚他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明白一般人都像对待神祇一样的对待他，拿著书也可帮助他先想好谈话的内容。他以说笑话、谈琐事做开端，使他的客人一下子就从精神紧张中松弛下来。特别是对初次见面的人来说，他表现得既机智，又幽默，且富于谈话的技巧。毛用亲切而不着边际的口吻，使见他的人自然而然地讲出真心话。
毛放下了书，笑着说：一卷在手，看得昏天黑地，你们已经来了。同时站起来与张医生握手，示意让我们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
卫士给我们端来茶。给毛拿一个热手巾，毛擦了脸，又擦手，并且着意地擦一个个的手指。
然后毛问起张的名字，说：你叫光炎，那么是光大炎汉的意思了。个名字在清朝末年，反清运动时，是很吃的开啰。又问张是哪里人，张回答是河北省人，不过在四川住了好多年。
毛说：啊，河北，这河指的是什么河呢？张说：黄河。毛说：黄河原来靠北，自东汉以来，越来越向南移。河北离黄河越来越远了。
毛点燃了一支香烟，又问张说：四川是哪四条川呢？张脱口说：岷江、沱江、嘉陵江和金沙江。毛笑了笑说：不是金沙江，是乌江吧。乌江比金沙江大得多啊。张也笑了说：我想到主席的诗金沙水拍云崖暖，所以认为是金沙江。毛大笑说：那是写诗啊。
当谈到张和我都是华西协和大学毕业，而张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毛欢快地说：抗日战争时，在延安，美国派来一个军事代表团，和我们相处得很好。由美国来的医生，像马海德（George Hatem），一直同我们在一起不走。在消灭花柳病上，他出了很大力。他是你们的同行。
马海德（一九一零至八八）于一九三六年和斯诺一同前往共产党北方基地陕西保安，后来终生留在中国行医，入了中国籍。
美国也给我们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那时美帝仍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这言论简直是反革命。你们是英美派的，我就用你们这些英美派。他又对着张说：我在学英文，李大夫就在教我读英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是Socialism吧？张说：是。
这时我看张已经完全放松，神态自如了。我说：主席，现在检查吧？毛说：那好。
张给毛清除掉许多食物残渣和齿垢。张慎重地向毛说：主席以后要天天刷牙，齿垢太多了。毛不以为然说：我一向用茶漱口，不刷牙。老虎并不刷牙，为什么虎牙那么锋利呢？这一下子将张和我都问住了，实在出乎意料，不知怎样回答。毛眨眨眼说：你们医生也有些生理现象说不清楚吧？张说：很多。
张又提出要拔除左边上面第四个牙齿。张说：这个牙齿的周围已经有脓，牙齿很松了，如果不拔，会牵连前后的牙齿。毛说：真有这么严重吗？张正色说：我可不敢乱说，这是真的。毛点点头说：那就照你的办。可是我很怕痛，你要多用点麻药才行。
张悄悄地问我：主席对普鲁卡因过敏吗？我说：在他的病例记载上，肌肉内注射过很多青霉素，都加普鲁卡因止痛，没有一次过敏反应。张又悄悄同我商量说：这个牙只要稍一夹就可以下来，还要用麻药吗？我说：还是用一点，这样他可以放心。张说的对，真是轻轻一夹，就顺利地拔下来。毛十分高兴说：英美派胜利了。
过了两天，我又给毛取了耳垂血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计数都恢复到正常。我将检查结果告诉他时，他高兴地说：你解开了存在几年的一个谜。你胜利了，英美派万岁。又让我准备好牙刷牙膏，决定刷牙。但是他坚持不到几天，就又放弃了。
往后几年毛仍有牙痛，也仍然讨厌看医生。他的牙齿全部变黑，一颗颗掉了下来。到一九七零年初，他后上方的牙齿全掉光了。好在毛说话或微笑时，嘴唇总能盖住剩下的牙齿，因此很少人注意到齿疏色黑的现象（１）。
前列腺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毛的前列腺正常，但报告显示他没有生育能力。毛与他前后三位妻子生了好几个小孩。毛跟江青生的小女儿，李讷，那时不过是十五岁。看样子毛的生育能力是在中年后停止的，我一直无法找出病因。
我告诉他，前列腺没有问题，不过没有生育能力了。他说：那么我成了太监了？我说：不是。我这才发现毛完全没有基本的生殖常识。他也是现在才知道他的右侧睪是隐睪。我又解释说：生育能力全看精虫是不是正常，性欲和性能力与精虫没有关系。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毛担心的不是他的不孕症，而是性无能。他一直相信性生活活跃期是在十二岁到六十岁之间。他讲他年轻时，在韶山曾和一个十二岁女孩子有性关系。他一直对此事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一九五五年这时毛六十二岁，深恐从此丧失性能力。也是在此时毛开始有阳萎现象。毛坚信性能力和健康有直接关联。在我刚去他那里工作时，他正由别的医生建议肌肉注射鹿茸精，我不同意这种治疗，但骤然无法使他中止。随着他自己的年龄越老，他将上面说的年限不断扩大，最后成了男女年龄在十一岁到八十岁之间。这无非是以他自己的性经验做出的结论。
我只好等所谓一个疗程完结后，同他说明这类称之为补肾壮阳的药，对身体有害无利。他说：你们医生有的说这样，有的说那样；这个赞成，那个反对。看来医生的话，只能听七分。但他也并未再坚持注射。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相信一些长寿的药，也想寻求这类药。例如，那时宣传很多的罗马尼亚医生勒普辛斯卡娅的长寿法，用肌肉注射奴佛卡因，即她称为H3的（２）。他很相信，要来了一些相关资料，详细看过，按法注射了将近三个月，他自觉没有什么效果而停止。
以后他还是要我找既安全又有效的壮阳药。我同泌尿科和精神科医生商量后决定用暗示治疗，胶囊内装上葡萄糖，取了一个名字，给他服用。
后来我发现毛在权力斗争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下，阳萎现象最为严重。一九六零年初期，他势如中天，阳萎突然完全治愈。毛和江青那时早已不同床，但毛跟那些年轻女孩完全没有问题同床的女人数目增加而平均年龄骤减。
即使毛不断求长生不死药，他仍相信他自己年轻时写的一首诗。诗中自豪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在一九六零年中期跟外宾说他准备去见上帝或是马克思完全只是一种伎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的健康状况达到最高峰。毛在被攻击时常久卧不起，但他也把生病当成一种政治策略。毛的健康状况常是中国政治局势的反映。
一九六三年，中苏关系陷入低潮，毛在苏联驻中国大使前表演了一出精湛的垂死大戏。他想借此观察苏联对毛之死会有的反应。先前他在我及数位卫士的众目睽睽之下，在身上盖了一块毛巾被，假装痛苦万分，表情呆滞，语不成调。我演得好不好？他问我们。然后毛把苏联驻中国大使叫到床前，演将了起来。
相同地，在一九六五年，毛故意跟旧识斯诺说他快死了。毛这一方面是在刺探美国对此事的反应，另一方面想借此使美国改变其中国政策。同年，他也告诉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同一句话，考验欧洲的反应。毛常指控他人挑拨离间和阴谋诡计。但说起搞阴谋，谁都搞不过毛。
注释
（１）毛未曾修饰过的照片可清晰看见他微笑时露出的黝黑牙齿。
（２）一九九二年九月伯克莱《健康杂志》（Wellness Letter）指出，近几年新推出一种有名的罗马尼亚防止老化的药方，它能使你一夜之间变得更年轻。这灵丹妙药为普鲁卡因（商品名称为奴佛卡因，Novocain）。报告中声称一位安娜．阿斯兰医生在一九四零年代于布加勒斯特曾用此药进行试验。没有任何研究显示此药品是否真有其所宣称的效果。在本书此处和其他处，读者将会发现中国医学界对此未达成学术共识。这在美国也是个新主张。
8
我刚给毛做专任保健医生时，毛的医疗问题都不严重感冒、偶发性肺炎、皮肤搔痒、鸡眼或胃口不好。毛的便秘倒是非常严重，因此他的卫士两、三天就给他灌肠一次。大家每天都在讨论他的便秘。哪天突然正常如厕，便成了件大喜事１。
毛的精力充沛，异于常人。他计算时间的方法，与大家完全不同。上午下午，夜间白天，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他的身体拒绝依照二十四小时的变换来运转，他大部分的活动都在夜间进行。
大体上，每次入睡的时间，总比头次入睡时晚三、四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又常常睡四、五个小时，或五、六个小时，就醒了。醒着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时连续二十四小时，甚至三十六个小时不睡，随即连睡上十或十二个小时，环境嘈杂也不受影响。也许毛的生理时钟一向就不规律，傅连暲在一九三零年代初期曾想治好他的失眠症，但长达二十年的行军和革命生涯，使毛的睡眠完全纷乱不堪。毛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讲到失眠。这位英国元帅说，在第二次大战时，战况如何激烈，他也定时入眠。毛说，你真是好福气。
每当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时，像他一次同我说的，引了《西厢记》张生的一句话，真是捣枕捶床，无法成眠。于是无论昼夜，他总是做些体力活动，如游泳、跳舞、以求体力疲劳。在我做他的保健医生前，他已服用了二十年的安眠药。傅连暲在一九三零年代给他开的是佛罗拉（Veronal）。一九四九年以后，改用温热葡萄糖水送服药效极强的安米妥钠（sodium amytal）零点一克的胶囊一粒。毛按这个方法，往往睡不着，于是加服一粒或两粒，甚至三粒，也就是最多时，用到了零点四克了。而正是这个时候，大家最为紧张不放心的了，因为他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走路摇摇晃晃，可是又最不愿意别人搀扶。
我到职前，傅看到药量太大，惟恐中毒或成瘾，所以暗中将胶囊减量，只装零点零五克或零点七五克，告诉毛仍是每个零点一克，但毛服用剂量还是越来越大。
我知道毛服用的是安米妥钠后，感觉十分不妥，我从来不给病人服用这种药效强烈的安眠药，也怕毛会上瘾。我劝他不要吃药，毛回我一句：那我不用睡觉了。他不肯听，还是继续服用。
他有一次开玩笑问我：你说一年多少天？我很奇怪他怎么提这样的问题。我说：自然是三百六十五天。他说：对我来说，一年恐怕只有二百多天，因为睡的少。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以后说：不，要用醒的时间长度算。主席的一年要有四百多天，很像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了。毛哈哈大笑说：照你这样算，失眠倒成了长寿的办法了。这自然是说笑话，我确很清楚他的意思，对失眠真要想想对策。
我同傅连暲谈过一次，要改变以上方法。安米妥钠是一种起作用慢，但作用时间长的安眠药，用来引导入睡比较差。我建议改用起作用快，而作用持续时间短的速可眠钠（Sodium Seconal）。晚饭前二十分钟服用零点一克的速可眠钠两粒，来迅速引导入睡。饭后可以再服一粒安米妥钠，以延长睡眠，而且要将胶囊内药量不同，告诉他本人。给毛服药的是他身边那些没有医学常识，农民出生的年轻卫士，而毛的保健是我的责任，我必须确定卫士们不会给毛服用过量才行。
傅同意这方法，我然后将这方法同毛谈了，而且说：用这种方法，睡眠会好得多。毛似信不信地说：说嘴郎中没好药，试试看吧。
事实上用这个方法以后，确实使入睡好些了，睡的时间长些了。后来有的胶囊只装葡萄糖，与不同剂量的安眠药配合服用，起了很好的效果。他有几次笑笑的同我说：你这个偷工减料的药葫芦里，卖的药倒还管事。
但有时毛的失眠严重到我的方法也不起作用。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
神经衰弱（Neurasthenia）这病名在美国已不再被提起，在中国却非常普遍，毛和江青皆深为所苦。一般来说，神经衰弱是由心理抑郁所导致，但中国人一般认为自己有心理压力等于丧失颜面，因此症状多转为生理疾病。神经衰弱最普通的症状是失眠，其他症状则包括头痛、酸痛、头晕、恐惧感、高血压、沮丧、阳萎、皮肤疾病、肠功能失调、食欲减退和脾气暴躁。
后来，我逐渐把神经衰弱视为在共产党内无路可走的政治体系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疾病。我第一次处理的病例是在一九五二年。那时我大哥在三反运动中遭到批斗，发展出严重的神经衰弱，主要症状为高血压。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展开后，许多无辜的人被误打成右派，神经衰弱的病例大为激增。在国民党政府主政时，我未见过比例如此高的情况：那时不管政治局势变得多糟，总有法子可以逃离那个政权，但在共产党统治下，却是无处可逃。严重的精神病，比如精神分裂症和忧郁症，都可以在共产党体制中得到通容；但轻微的心理困扰被硬批成思想问题。中国人觉得看心理医生是很丢脸的事。在毛在世期间，国内也根本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治疗，而且医生只提供药物，不可能深入探讨疾病的根源。
我从来不以神经衰弱一词，来界定毛的焦虑抑郁（２）。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毛会觉得我是在轻视他，我也会被撤职。他也从来不用这个词。毛久卧不起，忧郁终日时，他只简单说他心情不好，要我对症下药。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搔痒和阳萎，严重时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倒，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有一次他接见非洲的代表团，许多团员围着他，兴高采烈，用手指着主席做了很多姿势，我察觉毛开始摇晃，连忙跑去扶他。因此，在他外出、走路、接见客人时，一定有人在旁扶持。当然，在他情绪高涨，精神振奋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而经过多次检查，毛无论心、脑、内耳都没有实质的病变。
毛的神经衰弱与一般人原因不同。毛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五十年代中叶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的问题不断增加。每在这种情况，毛就会长期失眠，在毛苦想应对战略和得到最后胜利的数周、数月中，睡眠变得非常混乱。我在初任他保健医生时，不清楚他正困在对农村合作社化的反弹险境中，而我帮他治疗的失眠症，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毛的目标是在迅速而全面化的完成中国的改革，他对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实施的农村土地改革并不满意，土改后私有财产制仍到处可见。毛要的是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农村合作社化。中国太贫穷，农村机械化则过于耗日费时。
一九五三年农村合作社化运动开始在农村展开，由于步调过快，又倾向于建立难以管理的大型合作社，要求农民缴交农具和牲畜，使农民和许多领导干部反对声浪日高。中国某些地方在建立合作社后不久，便立即撤销。撤销工作由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下令执行。毛认为邓和一些党内官员主持下的农村工作部阻碍农村走向社会主义化的道路，从而取消了农村工作部。邓受到批评，从此一蹶不振。另一方面，至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戴河，为了农村合作化问题，毛与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更形紧张。在狂风巨浪中游泳，只不过是他表现出他决心无视于任何艰险，而勇往直前。
一九五五年秋到五六年冬，毛主持了一连串宣扬社会主义改革的会议。一九五五年的秋天，为了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批评共产党内有些领导人右倾，并号召加快农村社会主义化的改革脚步。在这期间，他常常严重失眠。
十月中旬的一天，已经有三天没有睡好，这天又是连续三十几个小时不能入睡，服过几次安眠药都不起作用。他到了游泳池游泳。待我接到电话通知，赶到游泳池时，他已经游完。这时天气还暖，正是中午，他躺在躺椅上晒太阳。
我看他面色红润，精神很兴奋，可是神态却显得疲惫了。他要我坐下，问我游不游泳。我告诉他，今天还没有吃饭，不游了。毛笑了说：我不吃饭，没有睡觉，还游了一个小时。吃过三次安眠药也不顶事，你是不是拿的偷工减料的安眠药？我笑起来说：主席，今天可都是真的。他说：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睡觉。
我告诉他，可以服一次水合氯醛（chloral hydrate）试试看。傅连暲告诉过我毛一贯不吃水药，所以我说明，这可是水药，而且味道很不好吃，苦、涩，还有点辣。他说：我爱吃辣。这不相干，拿来试试。
我坐车赶到弓弦胡同。那时傅连暲仍负责管理毛及其他领导人的药品，保健局药方经由香港公司由美国、英国和日本批药进来。为了安全起见，毛的药品都是用毛在一九四六年，在国民党围剿弃守延安时的假名李德胜来配药。
药剂师将瓶塞加上火漆密封印章，交给我。这时傅连暲知道了，跑过来，急切地说：主席从来没有吃过水药，你怎么这样大胆，把这么难吃的水药给他吃？他发起脾气，怎么办？我说：傅部长，这些我事先都同他讲了。他让拿去给他试试。他在等着，我得赶快。有什么情况，我以后再向你报告。我匆匆往外走，隐隐地听到傅在叨叨：怎么这样莽撞，事先也不同我商量好了再办。傅认为他是我的领导，应有权参与毛所有的保健问题。他以他与毛之间长久的关系自豪，自以为很了解毛主席，而毛也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但现在常跟毛接触的人不是傅连暲。毛正开始对我信任有加。
赶到游泳池，饭刚做好。我讲：最好先吃药再吃饭。毛同意，说：那好，听你的。我给他倒了十五毫升在小杯子里，他一口气喝下去，然后说：味道很不错。我不喝酒，这倒像酒。接着他又说：这个灵不灵，还难说。
这时饭菜摆上来，看来药的作用已经开始发挥了，他正处在安眠药作用开始的欣快期，饭吃得很好。等到吃完饭时，他已经昏昏欲睡，来不及回菊香书屋了，就到室内游泳池的床上睡了。这一觉，从下午近二时起，直到半夜十二时多才醒，足足睡了十个多小时。醒后，他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