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谓一月风暴中，除了上海以外的各地，例如在湖南，造反派的夺权，只是像一场简单、短暂而可笑的儿戏；倒是那阵伴随造反而起的经济主义浪潮，却是让很多群众获得了许多意外而实在的物质利益。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通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连传来几道重要战略部署的指示：号召进一步展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元旦社论，给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的支持贺电，严厉点名批评红色政权保卫军等保守派组织。而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公开号召造反派，自下而上地夺权，更是使造反的浪潮达到了新的高峰。
上海的造反派率先掀起了夺权风暴，所谓一月革命就从那儿开始了。他们很快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将原市委市政府的陈丕显、曹荻秋等老干部一下子打入了地狱，接著成立了造反派为主体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始称为上海人民公社，后因毛泽东反对使用公社这个名称，才改了革命委员会），造反派头头们一跃而成为掌握上海市大权的新贵，并且长达十年之久。
但包括湖南省在内的全国各地，情况却远远不是像上海那样。一月革命是上海造反派急风暴雨造反斗争的基本终结，以后的十年，他们只是当新贵而已。而对于湖南省的造反派们，一月风暴却仅仅还是他们多磨多难的造反派生涯的初级阶段。
对于这一点，很多关于文革内容的作品都忽视了，或根本没有弄清楚。在那些作品中，往往都以上海造反派状况的模式，来描绘其他省份、地区造反派的情形。而那种描绘，无疑是脱离了历史的真相。
中央发号召后，长沙市顿时也掀起了夺权浪潮，但这样的浪潮只分别发生在各单位。由于造反组织的内讧和分化，以及军队的介入，湖南省的造反派当时想乘机夺省委大权的计划，却始终没有像上海那样独自实现。
我们市综合商业公司造反派的联合指挥部，迅速改名为夺权委员会，宣布公司的一切党政财大权，统统从公司党委和各部门夺过来，一切权力归夺权委员会。
钟有新队长被公司各造反派组织公推为夺权委员会主任。
我是红色支队的副队长，又是联合指挥部成员，自然，夺权委员会中有我的一把交椅。
一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夺权委员会涌进公司，命令党委书记、副书记和能找得到的党委委员们，以及各科室负责人，都到公司会议室开会。在那种强大的舆论和声势下，没有哪一个党政负责人会违抗我们的命令，均规规矩矩参加了会议。
钟有新主持了会议，由一位机关干部造反派宣读了夺权委员会的夺权声明。
从现在起，长沙市综合商业公司的一切大权，归夺权委员会！钟有新兴奋激昂地向在座的党委书记、党委委员和科室负责人宣布。
参加会议的造反派，包括夺权委员会全体成员，均对钟有新的话报以热烈的掌声。有趣的是，属于被夺权者的有些党委成员和科室负责人，甚至包括党委书记章忠全，也跟随着鼓起了掌，虽然他们的掌声是稀稀落落的。这样的夺权，没有流血，没有反抗，甚至没有一点儿争吵，这场面很令我们夺权委员会感到意外，也使我们心里浮起了疑云：这夺来的权，是真的吗？
其实，道理很明白，党中央号召造反派夺权，就等于是要各级党政部门交权，既然如此，党委服从照办就是。我们的章忠全书记深深明白这点，所以他率党委成员为造反派夺权鼓了掌，而我们这些夺了权的造反派却反而感到太顺利了！
夺权后的具体事宜，双方简直是在协商中进行的。夺了权的我们，既不知这权如何运用操作，也不愿意独自承担权力将带来的责任。为了体现夺权这一标志，公司党委及各部门的印章，自然统统交给夺权委员会。但怎么使用这些代表权力的公章呢？夺权委员会成员们意见各一。我提议：公司党委的大印，由夺权委员会主任即钟有新掌管。不等别人表态，钟有新立即坚决拒绝。事后，他悄悄告诫我：你莫蠢！如果把什么事都压在自己身上，有些责任我们是担不起的。
协商的结果是：公司党委及各部门的公章，统统给一个是共产党员的机关干部保管。今后公司一切公文、指示，均以夺权委员会和党委共同签署，没有夺权委员会盖印的任何文件均无效。公司各科室则继续照常运转，但原科长与部门主任们则必须接受夺权委员会指派的负责人领导，有什么事得签字批示，原科长、主任们仍须签上自己大名，但要送夺权委员会指派的负责人审查决定可否。
这个权，就这样夺了。于是，公司内除了原有的党委、科室班子在继续运作外，还又多了一套夺权委员会的班子在相机便宜行事。
公司各基层单位也都照公司这个葫芦画瓢，统统搞了一个或商店、或工厂的夺权委员会，夺权及用权方式亦一样。
夺了权，以后怎么办？这样一个单位两套班子的局面要维持到何时？旧党委要不要解散而建立新的？这一后来才想到的问题，当时谁也不去想，更不用解决了。实际上，那时正处在大动荡的形势中，每天都会出现新花样，人们跟上那形势都唯恐跟不上，造反派们那里还会去考虑这问题那问题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却当了个造反派，本身就很出人意外；至于夺什么大权，还要掌权，这事，恐怕是绝没有几个造反派会想到有这么一手的。身为夺权委员会主任的钟有新对我说：这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来搞去，竟让我们夺起权来了？他觉得很困惑。我也感到不可思议的新鲜。
不过，夺了权，我们还是高兴的，我这个按工龄算还不过是一名小小学徒工的夺权委员，竟可以在一片敬畏的眼光中，大摇大摆进出公司机关，初次尝一尝办公和当干部的滋味。钟有新就更高兴了，原来在他心目中是神圣的，甚至不敢正面去看一眼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现在，竟然每天要恭恭敬敬地到他夺权委员会办公室来商量工作，一些标有长沙市综合商业公司文件红字的公文，均要由他龙飞凤舞签上一个大名，方才可以生效。对这一切，无疑，钟有新开初很有些惶恐，但搞了几次，显然，他就能轻车熟路而只会暗暗得意了。
机修厂的杨金河，当然也参加了夺权行动，而且是厂夺权委员会主任，我到厂里去向他表示祝贺，他也很有些飘然了，激动地对我说：这以后，再没有人会说我是右派分子了！
所谓一月风暴，除了是演出夺权这出戏外，还伴随有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对经济主义妖风！ 。党中央一月十一日给上海造反派发贺电，支持原因之一，就是因上海造反派制定了一个旨在反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
所谓反经济主义，其背景是，由于中央号召支持造反运动，各地区各单位的党政领导在造反派的压力之下，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后，都或多或少地对造反派予以了妥协，至少表面上得敷衍造反派，亦有一些是真正的支持。这首先是放开批给各群众组织大量物资，以示并不压制群众造反。随后，当一些造反派和一些普通群众，就历史上的某些牵涉到经济方面的问题，如某某曾被降过工资，某某曾应发某项奖金因故未发，某某曾被无故开除使之至今无生活收入等等，向单位的当权派造反，要求改正时，很多党政领导人为求迅速摆脱这些造反压力，便慷国家之慨，大笔一挥，有来造反者，则必答应，批给钱物，或同意补发工资、奖金、或同意收回几年前开除某职工的决定，并补发几年工资以示安慰等。反正只要有点理由，全然不管过去所做决定是否正确是否错误，现在则一律予以改正，满足造反者的要求，只求这些造反的人不要再来纠缠。这样，只要开了一批先例，其他群众便蜂拥而来。建国十七年中处理了多少人的经济问题，也存在有多少事关经济的问题，谁不想自己的问题能按自己的要求来解决呢？见人家一造反，便领回了几百甚至几千块钱的钞票，在那人平月工资只有几十块的年代，谁不眼热眼红？这样，一九六六年底、六七年初，这些人便汇成了一支大军，形成了一股潮流，冲向了人民币。当时不少人愿意参加造反派组织，也就是想凭借造反的威风，压迫当权派们迅速按他们的要求批条子给发钱。在我们长沙市商业局系统内，就有一个毛泽东思想横眉兵团，都是由一批于一九六二年被下放至农村的原商业单位的店员组成，司令原是一个卖肉的小贩。他们造反的要求很简单明了，将他们恢复原有工作，补发自被迫害下放以来的全部工资。这些人因事关个人生计，故造反热情很高，也很厉害，商业局几个正、副局长都被他们弄得鸡犬不宁，不仅白天办不成公，晚上回家还未坐定，这横眉兵团的人就找来了，死缠活要。结果，他们造反成功了，每个人都被宣布恢复工职，并补发了一些工资。
开始，我们这些自觉是因关心国家大事而造反的造反派，对这些造经济反的人，还是抱有同情的，因为觉得这些人过去受了冤屈，经济上受了损失，现在要求平反，补回一些钱，也属情理之中无可非议。加之这些人也是支持造反，对当权派们也算一点压力。因而，起初造反派并没有视这些人为异己力量。但是，随着这股造经济反的潮流越来越大，甚至干扰起造反派的政治行动之时（例如，他们常常围住了公司与商业局的书记、经理与局长们批字给钱，不批不放人；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不让书记经理局长们参加包括造反派的批判大会在内的任何会议，我们去说也不放，等等），我们这些自诩为政治上清高的造反派，就不再喜欢那些开口闭口只要钱的造经济反的作法了。所以，上海便出现一个造反派的《紧急通告》，党中央当然也不希望这些造经济反的潮流干扰甚至扭曲文化大革命的既定方针。因而，中央很快就发贺电支持上海造反派反对经济主义的作法。
中央指示一下，理所当然的得到了各造反组织，甚至保守组织，以至当权派们的欢迎、支持。因为这三个方面的人，都自视清高，都对那些我们认为是只顾自己搞钱，而不考虑国家大事的行为表示鄙视。于是，各银行宣布冻结一切拟照支票单而发给的款项，要求各单位重新加盖造反组织公章并说明该款项非造经济反所得，方能领取。各单位造反组织也均纷纷宣布：当权派今后不得再批准同意解决一切有关经济问题，谁批了，找谁算帐，所有经济上面的问题不论错与对，均按中央要求：到运动后期再酌情处理。对此，当权派们自然都乐意执行，这样，他们便有了一个挡箭牌，自己能恢复一点相对安宁，甚至还能将造经济反那些人的怒火挡开，而引向造反组织。
无论从精神上，还是实力上，和整个造反组织比，和整个社会力量比，造经济反的人，毕竟是少数人，况且是只有个人利益而无集体目标的散沙一盘。所以，这个反对经济主义运动，很快就取得成效，几天之内，长沙市就基本没有人还能造经济反，还能找当权派批钱了。我们商业局那个横眉兵团，见得不到造反组织的支持，大势于其不利，加之他们的经济目标已争取到了，于是也就自动解散，偃旗息鼓，小贩司令也从此销声匿迹。
但是，造经济反的人们中，还是不少人沾了便宜，不管他们过去是否遭受冤屈，反正这次还是扳回来了。中央的指示是停止造经济反，却并不追究以前造经济反的事。所以，造经济反，造得早的人，钱已稳定当当进了腰包。而迟造反的人，因时间已到，哨子一吹，中央指示一下来，钱还没有到手，却被命令停止。因此，这些迟到者简直是捶胸顿足，懊悔不已，痛恨自己动作迟了。我们公司有五十几个老工人，六○年困难时期，单位上将他们每人约二百来元的一笔什么提成工资挪用了，曾说过是暂借，后又动员他们捐献，发扬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当时这些老工人敢怒不敢言，照理讲，这笔钱确应退还他们。文革一造反，有几个老工人想造一造这笔钱的反，但有些犹疑，没有动作。但后来一见不少人都造反成功，领回了一迭迭票子，他们才带头去找公司党委书记、经理们。经过一番造反，事情大概很有些眉目，只待党委书记签名，批示同意，他们就可以到公司财务科领支票去银行取款了。不料，一夜之间，中央反经济主义指示到了，一切停止！几个老工人捏着他们与公司党委论理的会谈记录，长叹短嘘，连连摇头，懊丧极了。我安慰他们说：你们这个问题造反还是合理的，现在不行，但留着这份会谈纪录，将来在运动后期应该还是可以解决的。懊悔之余，这些老工人只好期望那运动后期了。结果呢？除了他们这几十个人外，谁也没有再去关心过这事了，他们的企望及那些血汗钱则永远被历史掀起的尘埃掩盖了。
在那场造经济反的经济主义热潮中，到底有多少人趁机占了不该占有的便宜，发了一些小财？又到底有多少人确确是应该得到本来便属于他们的那份利益，结果却一无所获？再还有多少人只是敏捷地抓住了那个机会，讨回了他们应得的东西？
这一切，自然都是无法弄清了。
文化大革命以来，恐怕就是那次造经济反与反经济主义情形中，出现了早点办，占便宜。去迟了，便一场空的现象以后，人们对中央的政策，便产生了一种观念：只要是于己有利的，便一定要抢先去实行，唯恐过时无效，一步迟成千古恨！而再不相信什么逐步、慢慢解决的教育了。这种心理，可以说，贯穿于自那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每个阶段。而且，至今尚如此。
我们公司造反派头头中，也有一些人存在经济问题需解决。但在开初，总还是不好意思，觉得自己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关心国家大事、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崇高目标才造反的，现在又当了造反组织头头，因此，即便要造经济反，也应排在普通群众后面，等大家问题都解决了，自然自己也可以得到解决。当时，有一条马克思语录，确是一些造反派头头的座右铭，或者是他们不能无视的某种政治操守。那条语录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对于当时面临的造经济反的形势，不少人便确是真心真意套用了这条语录的原则。不然，自己带头造经济反，便会被人攻击为造反有利的。我们举的是造反有理的旗帜，保守派则常常攻击我们是造反有利，因而，我们觉得在这类事上，应常抱警惕，莫给人以口实把柄。
造经济反的事，也牵连到了我的家里。
我的父亲当时是我们公司一个通讯员兼传达，虽是个普通工人，却是一个于解放前就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老党员。在我们公司系统，他的资历是屈指可数的在一九四九年前便加入了共产党的几个人之一：公司党委书记，一个公司副经理，再一个就是我父亲。然而，父亲只是个普通的勤杂工，月工资只有四十多块钱。按党的组织标准衡量，父亲并未犯过什么错误，但相比之下，地位为何这样低微呢？
这其中，除了湖南省的中共地下党成员，当时普遍被成建制进城的南下军队干部视为陌生人，一般未能得到重用等大局面因素外，父亲本人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在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之前，父亲实际是以一家旅馆服务员身份，在为国家某部门执行秘密工作，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则并不公开。而这家由我母亲出任经理的旅馆，是由该部门投资搞的。公私合营后，父亲的党组织关系才转到商业部门，并停止了为某部门的工作。大概是关系交接过程中，出了一点什么差错，商业部门有关管理单位，只接受了父亲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事实，而忽视了应调整父亲原为某部门工作时的待遇。那时，经济上，父亲是能领取一份工作津贴，以补父亲公开身份服务员工资的低微。但人事关系转到商业部门后，这笔工作津贴就理所当然停发了，而且不是干部，只有工人身份。然而，到商业部门直至几经辗转到市综合商业公司工作，始终没有人关注这件事。那时，父亲对此似乎也不很在意，他是一个农民出身的虔诚的共产党员，对生活既容易满足，更是相信共产党员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信条的，加之，母亲也有工资收入，全家生活还算可以。故，父亲从未谈及过这事，更不用说向单位党组织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变服务员待遇了。他常说：我没有文化，当个服务员、通讯员也要得。
文革造经济反的高潮中，公司机关政工部门的一位姓谢的造反派干部告诉我，我父亲的情况他很熟悉，说：一个在一九四八年入党提着脑袋干革命的老党员，又冒（没有）犯过错误，却只拿四十来块钱工资，当一个通讯员、勤杂工，太不合理！他帮我愤愤不平。
他自告奋勇，没有告知我，便领着我父亲找了公司党委书记，也算造了一个经济反。事情很明了，道理也很简单，不论出于什么考虑，党委书记马上表态，应该改正父亲所受的待遇，召开党委会也决定了，按原国家某部门津贴标准，先适当补发一笔钱，约二千来块钱。党委书记签发了一张同意补发工资并同意着手为我父亲补办干籍关系的文件，并将领钱的支票（当时叫付款委托书），很快送到了父亲的手上。
父亲大概看到我是公司造反派的一个头头，要注意影响，所以，他并没急着去银行领取，而是把我唤到家里，将条子及支票拿给我看，同我商量。
我一看，可以领到二千块钱，心里大大震动了一下，要知道，在那种低工资的年代，贰仟块钱可是巨款呀！谁见了谁都会欢喜的。
我考虑了一下，却劝父亲暂不要去领这笔钱。
是我自己去造的反，没有人会怪你的。父亲明白我暂不领钱的心思，他解释说。
我确实打心底里很想认了，去领到这笔对我们家庭有极大帮助的款，况且，母亲已去世，父亲年纪又这么大了，马上就到退休年龄，享用这笔确应属于他的钱，身份也正式转为国家干部，更利于帮助他安度孤寂的晚年。但年仅十七岁而热血沸腾的我，却更想当一个优秀的造反派头头，不为财，不为利，只为国家不出修正主义！做一个硬梆梆的革命接班人，希望自己能时时事事严于律己，做一个表率。要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一代青年，都是在学做黄继光、雷锋、保尔．柯察金、牛虻等英雄主义的教育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不论你信不信奉，至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我们那一代青年人不能轻视而应追求的境界标志。因此，我害怕一旦领了这笔钱，会影响自己的形象，会影响我们湘江风雷造反派的形象，会被人讥笑造反有利。因为无论如何，别人都会认为我为父亲造了经济反的。
我据此说服父亲，要退还那支票。
是章书记主动给我批的，我又冇找他，更冇压他，父亲认为我委屈了他，又解释。
我跟父亲说：这笔钱先退回去，您的问题是明显的不合理，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组织上一定会给你解决的，中央文件上讲了到运动后期会处理原来历史遗留的问题。到那时再领钱，就没有人说闲话了。
我们父子俩都舍不得这一笔巨款的退还，但，父子俩却又都有自己的道理：儿子为了国家的事，父亲为了儿子的事，一咬牙，将支票（付款委托书），退还！
父亲找党委书记说暂不需办理自己的转干手续与退回支票时，章书记说：这与造不造反无关，是应该给你补办、补发的。
父亲对章书记千恩万谢，但还是将支票退回去了。
此事，没有人夸奖我，也没有人表扬父亲。那种形势下，自己的事都顾不过来，谁还会来评说这一类事呢？是你自己不要钱，又没有人压迫你，再说，你不要钱，别人难道不要？夸你干什么！
以后，我这个造反派头头倒了大霉，而关于改变父亲待遇的决定，始终不再有下文，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真的是运动后期了，却不再有人提起，那贰仟多块钱更与我们无缘了。结果，一九六八年父亲退休时，依然是勤杂工，仍每月领四十一元伍角，其退休金远远低于大多数退休工人。这个四十一元伍角一直伴随着父亲离开人世。一九八○年，公司给离休退休老干部每人发一个液化气罐，以示关怀老同志。父亲虽是公司系统中参加共产党时间最长的几个人之一，但液化气罐不会发给他，因为他只是一个工人，而不是干部。为此事，我向党的省委组织部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我父亲的情况，询问在四九年建国前便早已是共产党员的父亲，应不应该享受一点老同志待遇。省委组织部很快回信，信中对父亲的情况表示同情，但又说按政策要干部才能算离休，父亲是工人，虽说党龄比那些退休、甚至离休的干部干龄还长，但，很抱歉，既然不是干部，就无法享受老同志待遇。后来，中央又规定，只要是在一九四九年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人，不论是不是干部，都可以享受离休待遇。但那时，父亲却已去世了，他始终没享受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待遇，虽然，他比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对党的事业所作的奉献都要多。
现在想来，我也不知是不是应该悔恨自己曾有过的浪漫或愚蠢！
有次，那位曾为父亲鸣不平、并拔刀相助的公司政工干部冷冷地笑着对我说：你为了自己，却委屈自己的父亲，养你这个儿子有什么用啊！
我无言以对。
我们公司造反派头头中，倒是有一位朋友，在那时扎扎实实造了一下经济反：他的爱人原也是公司下面的一个商店营业员，因在早几年前的学徒期间便与这位造反派头头谈恋爱，加之，与商店领导关系未处理好。结果，那商店领导便抓住这辫子（有学徒期间不准谈恋爱的规定），不仅不让她到期出师，反而将熬了三年的她开除了工职。那时找一个工作是很难的，后来在结婚后，夫妻俩和孩子只能够靠丈夫一个人的薪水过活。文化大革命一造反，丈夫当了造反派头头，又正逢造经济反的狂潮，这位朋友便乘势也造了一下经济反。很快，公司党委便批准让她爱人恢复工作，并补发了几百块钱经济损失费给他们。这件事在我们公司造反派头头中引起了一些非议，认为他是造反派头头，这样为自己的事造反，似乎不很体面，影响不好。不过，大家认为纠正她爱人的问题，恢复她的工作，还是应该的，只是在时间上有异议，认为应该耐心等到运动后期再办。但，那位朋友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既然是可以平反纠正的事，而现在又办得通，为什么硬要等运动后期呢？何况，他只是寻求弥补失去的东西，并没奢求新的财富。
后来，这位朋友自然也倒了霉，他既然是个造反派头头，就没法逃脱厄运。不久，又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丧生，丢下妻子与两个小孩，走了。这位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一份家庭收入的妻子，在悲痛中，只好靠自己一个人及自己那份薪水，支撑着这不完全的家，含辛茹苦将孩子抚养成人。今天，他的两个孩子，都比文化大革命中的父亲还要结实高大。他们兄弟俩自然应感谢千辛万苦抚育他们长大的母亲，然而，我想，他们难道不同样应该感谢他们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勇敢地夺回他们母亲的荣誉和饭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