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界掀起明朝热之前，可能有很多人对明朝的印象不太好皇帝多半不像样子，又打大臣的屁股（廷杖），还有如狼似虎的东厂、锦衣卫，简直是太黑暗了！
这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而从民众的角度看，你会有新的发现。
明朝，是历代封建王朝中对赈贷工作最重视的一个朝代。我们要是不研究金融史，就不知道这一点。
赈贷的意义就是扶助弱势群体，是民本思想最具体的实践。大概因为朱元璋是贫苦农民出身的缘故，所以明朝始终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
朱元璋尝过饿肚子的滋味，对穷人也就特别怜悯。
他在位时，两次下令，凡是遇到饥荒年景，各地政府要先开仓赈灾，后打报告汇报，可以先斩后奏。
老皇帝知道一天不吃饿得慌，也知道官僚机构办事磨蹭，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措施。否则，没有朝廷发话，擅自开仓放粮，那是要论罪的。
由于救荒是一项例外工作，不能预先打入预算，因此用于赈灾的钱粮要有个来处。明朝的办法是，允许犯罪者交钱赎罪，也鼓励富户出钱赈灾，出得多的可以赐给官员身份。比如捐一百二十石米或者一百五十两银子，就赏给一个正七品的荣衔。
在明朝，动员富户出钱赈灾，是一项制度性的工作，舆论与行政动员双管齐下，这叫劝借。全社会大造出钱光荣的氛围，不由你富人不拿出钱来。
当然政府也不是强抢，而是让你灾年拿出粮食贷给穷人，丰年时再由政府出面，让借方还给你。
这等于借钱，借钱就要支付利息，明朝在这方面的制度设计很绝妙，就是把免去富户人家的劳役作为利息，借钱粮的穷人就不必向富户支付利息了。
借贷双方的合同，由官府出具，这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史书记载，从朱元璋时期起，富人参加赈贷就成为常制。
在古人那里，是非，情理，就是如此简单。没有哪个富人以自由权利为由，抗议政府强迫赈灾。
赈灾的粮食是需要提前储存的，明朝设置了专门的预备仓，每个县四处，由民间有德望的老年人管理。
不过到了宣德年间，这个预备仓制度就开始废弛，虽经几次整顿，到万历年间还是名存实亡了。
废弛的原因是，预备仓的粮食来源，是需要下功夫去动员的；发放赈贷粮，是需要做大量调查核实工作的，都很麻烦，县官们懒得做。久而久之，预备仓的粮食就不进也不出，只放在那儿让鼠雀去消耗了。
农民皇帝制定的为农民着想的政策，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里，就这么给消化掉了。
百姓不决定县官的命运，所以县官也就不关心百姓的命运封建社会的不民主，其实质用这一句话就全概括了。
基层阳奉阴违，中央还是有心把事情做好的。
预备仓制度废坏以后，明朝中央对这方面的工作并未放弃，而是不断在修补，陆续又设立了济农仓、义仓、两利仓和民间的乡会仓，作为备荒粮仓。
赈贷方法也有所改进，储备粮食不再像过去那样封起来不动，任其损耗，而是经常收放循环。对贫民的情况事先做好摸底工作，分出极贫、次贫等级，遇到灾年，就按名册发放，避免临时拥挤到一起、难以甄别。
虽然是磕磕绊绊的，但这些事情还是一直在做，这就相当难得了！
明朝的济农仓等设施，有的到了清初还在用，甚至有一直到咸丰年间还在用的。
明朝皇帝最爱民，这很出乎我们的意料，不过一想到朱元璋，就会觉得这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明朝对于借债利率，有法律的规定：凡放债或典当，月利率不得超过三分，利息积累到相当于本金，就不得再计利息。
同时还规定官员不得在自己管辖单位内放债，防止主管官员变相敛财。
豪强人家借钱给人家，若借债人还不起，不许未经告官就强夺借债人财产，或者抢夺人家妻女抵债（保护真正的杨白劳）。
朱元璋还对高级官员和王公贵族有特别限制，不许四品以上高官和皇亲放债，合法放债也不行，就怕他们以势压人。
由于明朝在借债问题上管理比较规范，所以很多资本金不足的商人都有机会借到周转资金，大部分商人的资本有十分之七八都是借来的。
正因为利率较低，商人才敢于大规模借债做生意，这是两全其美的事。
明朝有好政策，放债促进了经济繁荣，这是积极的一面。
但是，政策毕竟是政策，再好的政策法规也要看人怎么执行。明朝民间的放债情况，并不都是温情脉脉的，弱势群体永远是被欺负的一群。
当时一般的豪强，放债一年，都是要收回一倍利的。借债人若还不出，豪强就霸占人家妻女，强抢人家田产。正统年间有地方官禀报说，这种情况官府莫敢指叱，小民无由控诉。
官府为什么不敢制止？
人家背后有更强的势力！
豪强们针对穷人放债，是专往软肋处下手。农村的就趁稻谷将熟未熟、穷人断粮之际放债，城里的就趁贫民纳税的时候放债不怕你不借。利率最高的，竟有五倍之多。
那时候四川松潘地方的老百姓很穷，山西、陕西的富商就带着粮食前去放债，利率二三倍，而且专挑官府放粮（赈贷）的前几个月借出。穷人们考虑到届时可用官府贷给的粮食偿还，所以忍痛也只得借。
可是官府的粮食也不是白拿的，到期不仅要还本，还有一至一倍半的利息。
所以凡是借了债的贫民，不闹到倾家荡产的很少见。
最要命的是驴打滚的债，也就是复利计算，利上生利。在云南，常年有一批从江西和浙江过来的高利贷专业户，大约有五万人分布在全省，专放驴打滚的债。
他们做这个做上了瘾，甚至有二三十年不回乡的。
穷人为什么要借钱，难道他们连基本的生计都保证不了么？不是，是政府的赋役太重。那时候运输军粮，是作为劳役摊派到民间的，不花钱根本完成不了任务，老百姓被官府逼迫，就只能借钱。
高利贷者则趁火打劫，放债的时候欺负贫民，多写借款金额的也有，预扣利息的也有。往往借出一百两银子，不到两年就能收回十几倍的利。
这就是旧社会。
这一连串冷冰冰的数字，无疑是盛世背后的血泪。明朝有光明面，也有这样的阴暗面，大家都不必装糊涂。
在明朝，也有所谓的京债，就是候选官员在赴任前借债，到任后搜刮地方财富来还债。
法律虽然禁止，但实际上禁不了。各省地方官进京朝见皇上，也要借债来打点朝中权贵，回任后再以官库的钱还债，这也属京债。
因为明朝常常拖欠京师中下级军官的工资，所以还有一种放债叫揭俸钱。
军队中的小官到了该发工资的日子领不到钱，家里吃穿用度没了着落，京师富商就借钱给他们用，这就是揭俸钱。
一个朝代好不好，要全面地来看。既要看到大全景，也要用放大镜来看。
旧社会之所以黑暗，就因为有放大镜下的这些丑陋。
皇帝坐在金銮殿上向外张望，满目都是金碧辉煌，心想老百姓应该感恩才是。他也想不到要用放大镜去看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