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小许许广平。
许氏祖籍福建，生于广东，长在澳门，身上有客家人的在动荡中求生存的血缘。她十九岁即来北京求学，后考上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她即表现出领袖才干，五四运动时，出任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醒世周刊》主编。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霞姑（许氏的乳名，与毛泽东前妻杨开慧同名）回到京师，考取女子高等师范。在这里，她结识了前来兼课的周树人。学潮发生之前，思想活跃的许广平就与她所信赖的周先生开始通信了，此时，师生信札往还已经频繁而亲昵了先生已忘却师道尊严而称学生为广平仁兄，许姑娘则极为放肆地称比自己大十八岁的老师为嫩棣棣了！棣棣即弟弟，弟弟还是嫩的！两人真是没大没小了！她原本是有恋人的，是老家的一位表亲，但竟被她传染上猩红热后不治身亡！初恋的创痛想必深深影响了她的婚姻日程，所以，认识鲁迅之前，她还是一位大龄未婚妇女年已二十五岁矣。而且，她也去过周先生的家，见过师母朱安，一个被旧传统所驯服的小脚大妈。
更危言耸听的说法是：周树人在部里呆了十四载，已不满足继续做他的小官僚了，投身风潮乃图谋女师大的校长位子出版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关于鲁迅》书中即有此一说。
没有人断言鲁迅是否因私情而影响了自己的公正立场，但谁又能否定朕也是人这个最普通的道理呢？由于鲁迅已是公认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受到各校学生们爱戴的思想导师，所以鲁迅等人的加盟极大地鼓舞了闹事学生们的抗争劲头。如此一来，章士钊的整顿学风理想也就遭遇到了始料未及的阻击，并因对手在共和国时代被毛泽东奉为第一等的圣人而使自己惹上了终生的骂名。
颇为巧合的是，章士钊与周树人同庚，这一年都是四十四岁，都是不再冲动的年龄了。
章士钊理所当然地支持了杨女士，杨遂在员警的簇拥下重返学校，公告解散参与闹事的四个班，封闭校门。消息传出，京城各校学生联合会在报纸上遍发启事，直指章士钊摧残教育，压迫爱国运动，并否认章贼为教长，发誓要以最严厉之手段驱之下野！矛盾焦点已经不是那个倒楣的女校长而是章总长了。
章士钊就是这个时候八月四日出现在这所院子里的。
说起来，章士钊来得晚了。
那天，我离开该校后，不知不觉顺着学校的东墙向北走去。那条小巷叫参政胡同，因住过时任参政会议长的王揖唐而得名。不承想只几十米，就是一条横街，抬头看路牌，我不禁大吃一惊教育街！
教育街即北洋时代的教育部街，章士钊和周树人上班的机关就在这条街上！北洋时代的教育部，沿用的是清代学部的房舍，最初为某亲王的府第。站在街口，往东一看，即见到了一座十分完整的古建筑。
我赶紧趋前，见是一座完全新建的仿古大门，门上有雕梁画栋的门楼，与新华门相仿，煞是壮丽！门卫是灰衣保安，颇像机关重地，但门口处却悬着一块大大的牌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员警部队招待所。
既是招待客人之地，我这不住之客便目中无人地直入门内。
门内是个很大的院子，停满红色ＷJ打头的车牌的各色轿车。大院东和北全是新建的大楼，北边那座用最时尚的建筑材料堆砌的巨厦前面，还真的保留了一排二层的清式楼房，看样子也是新修过的。这便是旧教育部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座办公处了，是章士钊还是鲁迅曾在那座小楼上办公呢？
武警招待所大门迤东，是一座更像王府大门的广亮大门，也有人在守门。门外有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的橘色铁牌，门内有北京市饮食学校实习基地的铜牌。显然，这是当年王府的正门，而现在，也许成了武警招待所的厨房所在。
从教育部到女师大，不足百米，章总长何至于事发不可收拾时才赶到现场？是他掌管两部（还有司法部）无暇分身，还是他相信尘埃自会落定，无须庸人自扰？要不，就是他官气十足不肯躬亲？
倒是方便了鲁迅先生，一抬腿就到了第一现场。
部与校相距如此之近，实在出乎意料。也难怪女学生们一生气就拥到教育部来示威！
回家后，查到宣武门内教育部街的沿革：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此街改名党部街，因为国民党把北平市党部安进了这所大院子。二十一年后，共产党又将北平改回北京，党部街又成为教育街。
忧心忡忡来到女师大的章士钊，先是查看了被砸碎的玻璃和校长办公室门上的封条痕，又现场询问了学生，而且也留意了留校学生们的艰苦生活状态，然后，未作表态，登车而去。
尽管他不动声色，但内心的好恶自是可以想像的。四天后，教育部发布命令，停办女师大。
章士钊在给段执政的呈文里，把事情经过和停办的道理说得很清楚。因为人们多年来只听到了一种声音，故不妨在此听一听另一种声音：
呈为国立大学，师生互哄，纷纠难理，拟恳查照美术专门学校成例，将该大学暂行停办，以资整顿而维风纪事：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为校内一部分学生所反对，呈词互讦，由来已久。
查此事之起，由于该校学生设有自治会，倡言不认杨荫榆为校长，并于公开讲演之时群起侮辱。该校长乃于素喜滋事之学生中，革除蒲振声、张平江、刘和珍、姜伯蒂、许广平、郑德音等六人。该生等不服，联合校内外男女各生，大施反抗行动。非但革生不肯出校，转而驱逐校长，锁闭办公室，阻止校长及办事人等入内，以致全校陷入无政府状态。由五月至今，三四月间学生跳梁于内，校长侨置于外，为势僵然。一筹莫展。
顷据该校长呈报：八月一日到校，顽劣学生，手持木棍砖石，志存殴辱，叫骂追逐，无所不至。又复撕布告，易以学生求援宣言，并派人驻守校门，禁阻校员出入，其余则乘坐汽车四出求助。旋有男生多人来校恫吓，并携带快镜（照相机）各处摄影。种种怪状，见者骇然等情。学生暴乱如此，迥出情理之外。
窃思比年学风，嚣张已极，政府既乏长策，社会复无公评，四方不逞之徒，又从而煽发之，狙使青年男女，顽抗校命令，是非颠倒，一无准裁。
该校长以一女流，明其职守，甘任劳怨，期有始终，虽其平时措置未必尽当，平心而论，似亦为所难能。士钊每得该校长之谤书，思此辄为太息！
不知京师各校，以革除学生而谋逐校长，已非一次。其后因缘事变，借口调停，大抵革生留而校长去。默察该校情形，各系教员，植党构扇，势什强固，不可爬梳。而诸生荒学逾闲，恣为无忌，道路以目，亲者痛心。
（闹事女学生）不受检制，竟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家族不知所出，浪士从而推波；伪托文明，肆为驰骋；请愿者尽丧所守，狡黠者毫无忌惮。学纪大紊，礼教全荒，如吾国今日女学之可悲叹者也。以此兴学，直是灭学；以此尊重女子，直是摧辱女子。
日者士钊曾偕部员，亲赴该校视察，见留校女生二十余人，起居饮食，诸感困苦。迹其行为，宜有惩罚；观其情态，亦什可矜。当由部派员商同各该保证人妥为料理，无须员警干预。外传员警殴伤学生各节，全属讹言。
此后校事部了，尤不至有学警冲突之虞。合并陈明。
章士钊
肯定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女师大风波的来龙去脉和停办的原因，章士钊把送给领导人的请示报告直接登在了自己的《甲寅》周刊上。由是，我们才得以窥听到这一种声音。
从这件呈文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样几个向所不知的问题：
首先，停办女师大并非章氏的悍然之举，在他长教育部之前，就有本部二把手（次长）停办了美术专门学校。他不过是在援引成例而已。
再者，他具体指出了二十几个参与学生的恶劣表现，但却并未一味指责她们，而是对缺乏长远教育政策的政府、对一味指责校方的社会舆论、对四方不逞之徒的掺和，统统给以直言不讳的批评，这自然要惹恼上上下下，尤其是敏感多疑的周树人受此指认，其反应之强烈自是难免的。许寿裳等人也公开在报上刊出反对顶头上司章士钊的启事。
最后，他写出了自己的担忧：每次北京闹学潮，大都是被开除的学生在社会的支持下获胜而校长反倒被驱逐，这样只会使学纪大紊，礼教全荒，最终就是灭学！
这位早年领导了废学救国的学生领袖深知离校会对孩子们造成多大的损失，他以自己曾带领三十几人离校出走的教训痛心地告诫道：罢学之于学生，有百毁而无一成！这样一个闹学潮的过来人，一个颇讲礼义道德的名士，一个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意识的思想家，一个崇信调和立国的温和派，既没有理由非得与爱国学生们作对不可，更无道理在自己任上把一所好端端的大学搞垮。他也许会判断失误，但不会睁眼瞎说；他也许手段过于简单，但用心绝非险恶。
在《西滢闲话》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同的记载：
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了。学生把守校门，误认了一个缓缓驶行的汽车为校长回校而群起包围它的笑话，也到处流传了。校长不能在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饭店召集教员会议的奇闻，也见于报章了。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
其实，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位执政者，无论其政治信仰或道德标准如何，其本意都应该是想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众利益，提倡公共道德；即使欲谋取一党一己之私利，也只能在游戏规则许可的范围之内操作，否则，只会加速垮台。
段执政接受了章总长的提议，以教育部部员周树人擅自参加女师大维持会为由免掉其佥事，并停办了女子师范大学，而另在原校址成立了国立女子大学。
执政者们知道，停办旧校是为了中止京城里愈演愈烈的学生运动，而另办新校，则为了让原女师大里更多的学子们按部就班地上课章士钊现场接触过，参与闹学潮的只有区区二十几人。
但周树人的反应更为强硬，这个伪维持会的总务主任决定：参与学潮的学生坚决不离校，也不接受教育部所发的档，并且，驱逐章士钊！
一直冷冷地在岸上观潮（学潮）的陈源，当时就为章氏大鸣不平！幸好这位留英博士的这些文字，章士钊的呈文才不是那段历史真相的孤证。陈氏在一篇题为《走马灯》的短文里忿然写道：
苏俄无故的逮捕了多少中国人，监禁在黑暗的牢狱里，我们似乎应当竭力的反抗了？张宗昌在山东，李景林在直隶压逼爱国运动，不遗余力，至于枪毙了不少人，我们似乎更应当竭力的反抗了？从一部分的报纸的爱国运动的目标看来，这似乎还不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现在一部分报纸的篇幅，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
为什么呢？为了（白话文之初的为了即今日之因为笔者注）压逼女师的是章士钊，章士钊是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打倒章士钊就是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势力。可是英、日帝国主义者也实在是瞎了眼，怎样会选中章士钊做他们的走狗？你看他有了英国、日本两大帝国做靠山，还险些弄不过二三十个毛丫头！
文末，一向倡言公理的陈博士苦笑道：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
汹涌的学潮不光令鲁迅所讥讽的陈源、徐志摩等正人君子们看不下去了，也最终冲毁了革命队伍首领的忍耐底线一直躲在幕后的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恼怒了，他令手下的两员大将相继作出强硬反应
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将军发出了主张整顿学风的通电，各报馆纷纷刊载了通电并各发了一通议论。
颇有影响的《京报》评论说：
国军首领对学界之严正讽诲，此尚为第一次。
直接负责首都秩序的京师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则发出了一则措辞严厉的布告：
自此次布告以后，学生、工人应即停止开会运动，以期免为奸人所乘。其希图乘机扰乱者，一经拿获，定意严惩不贷！勿谓言之不早也。
军人一声吼，士人始俯首。
然而，沉默啊，沉默，对闹意正浓而横遭压迫的人来说，不在沉默中爆发，那是不可能的！学潮平息没多久，国民军与日本军舰在大沽口外交火，革命党领袖因势利导，北京学潮死灰复燃，最终酿成了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三．一八惨案。
作为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亲笔拟定了通缉令，五位具体领导了群众运动的国民党北方区负责人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和顾孟余，不得不紧急躲藏起来。据说，这份通缉令的底稿现存于北京的李大钊纪念馆里，把故友大钊之名从最末一位提到第二位，不知这是章氏在大义灭亲，还是他迫于政府其他阁员的压力所为？风传还有一份五十人的通缉名单，周树人深惧自家榜上有名，便在拂晓时分化装逃往日本人山本开的私人医院躲藏，后又转往更保险的东交民巷里的德国医院栖身，在那里，他与许寿裳等十几个有被捕之虞的人挤在一间大屋里共同避难。
两位与女师大风潮有关的责任人，并没得到政府的褒奖，反倒被免职。然而，我不能不郑重地提及的是，此二人都在此后的岁月里继续从事教书育人的职业
四十开外的杨荫榆女士回到了老家无锡。这位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矢志为人师表，当过区立民众教育院的讲师、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老师，还兼过东吴大学和苏州中学的英文教师，五十四岁那年，竟然被日本兵推到河里淹死了！所幸杨女士的侄女杨绛（钱钟书之妻）后来把其姑母的悲惨晚景写了出来，人们才知道，被鲁迅所穷追猛打的那个女校长，其实很可怜！
时年三十二岁的刘百昭，被免职后，担任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后来和章士钊一样，也去东北大学当过教授和院长。此人结局不详。
章士钊的结局更麻烦一些。因他曾负摧残教育的恶谥，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又正任执政府秘书长，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了罪在不赦的犯罪嫌疑人。
那张与他有过节的《世界晚报》甚至刊文直指他即下令开枪的主谋！尽管有知情人说，该报曾在与段祺瑞之子的官司中败诉，迁怒于司法总长章士钊，便借此血案将章氏推出；也尽管事发后章本人曾在京城各大报上发表《章士钊启事》摆脱干系，但谁也不再原谅他。
三月十八日那天的四十七位死难者中，有女师大的两个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一周后的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她俩的追悼会就在学校礼堂里召开了。主祭的是前校长许寿裳。悲愤的学生们为死者敬献了挽联，其中，最令人心碎的当是刘和珍的未婚夫送的那副挽联：
生未同衾，死难同穴，劳燕每分飞，六载订婚成一梦；
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疆场空有约，白宫溅血泣黄泉。
参加了追悼会的周树人过后写下了一批极有分量的文章，文章内的好多话已经成为人们时常引用的经典句子。而举行过追悼会的大礼堂，现在则成了纪念鲁迅的场馆。
因为是星期天，礼堂大门上锁，只有一尊鲁迅先生的半身汉白玉雕像立于楼前还是人们熟悉的那么一副冷峻的模样。
此时的周树人，已经恢复了被免了五个月的职，又回到教育部当佥事去也。
当初，周树人因不服被免职而将章士钊上诉至平政院。这个专门审理行政诉讼和官员违法案件的机构，经数月审理后，认定政府未按《文官惩戒条例》和《文官保障法草案》规定的程式（须呈书面申请并由惩戒委员会审理后执行惩戒）办事，而是直接将周树人免职，故做出书面裁决：取消教育部之处分。
周树人等人自然扬眉吐气。非常时期的民告官，对抗中的部下告上司，居然赢了！其实，这不仅是上诉人依法捍卫自己权益的胜利，又何尝不是法律至上原则的胜利因为章士钊虽辞去了教育总长一职，但依然是地位显赫的大人物，马上又当了执政府的秘书长；而且，重用他的段祺瑞还是执政府里的最高长官嘛！七十多年后，让我们在为鲁迅依法获胜而庆幸的同时，也为当时的司法独立现象而不吝地赞叹一声吧！
由于冯军的又一次反叛，他们拥戴出山的段祺瑞一夜之间成了革命的物件。执政难以为继，老段只好率众要员撤出北京，同车离京赴津的随员中，也有章士钊。
也许，直到此时，黯然神伤的章士钊才会一遍遍想起已经过世的杨昌济对自己的奉劝吧？他的睿智的老友早就颇有先见之明地忠告过他：
政治漩涡中诚非吾辈所应托足，无补国事，徒有堕落人格之忧。军阀政客，皆不当与之为缘。不当迎合恶社会，当造新社会；当筑室于磐石之上，不当筑室于沙石之上。吾辈救世惟赖此一支笔，改革思想，提倡真理，要耐清苦，耐寂寞，望幡然改图，天下幸甚！章士钊离开了北京，也自兹离开了政坛。
写完那几篇著名的文章之后，教育部佥事周树人也携许广平离开了北京，把母亲和妻子朱安女士留在了京城白塔寺下的那座小院儿里。与章士钊的这场斗争使他心身交瘁，以致在给老母的信中还曾承认过被章氏气得吐血。
去了南方的周树人从此不复为官员，成了大受热血青年崇拜的文学导师鲁迅先生。他与许广平同居并生子，直到死再未见当年的总长一面。
不知鲁迅能否知道章士钊的后四十几年里，一直在忍受着他的责骂，而章的女儿竟也因了他的文章而遭到过同学们异样目光的谴责。
章含之回忆过，老师在讲解课文《纪念刘和珍君》时，说到章士钊如何镇压学生运动，这使得十六岁的共青团员章含之如坐针毡。尽管爹爹（湖南人对父亲的称呼）是共产党的座上客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但她认为有这样的父亲是自己终生的耻辱！放学后，她气冲冲地跑回家责问父亲：当年你为什么要迫害鲁迅，镇压学生？
章士钊只是平静地看着女儿，说：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现在对你讲，你听不懂，也听不进去。我和鲁迅之间，有些事情是误会，你长大后自己去读历史，自己去判断吧！
其实，毛泽东并未把章鲁之争看得多么不得了。某天读完英语后，毛泽东就对他的小章老师说起过其父章士钊。伟大领袖谆谆教导章含之说：
你父亲一生做的好事很多，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他当教育总长，不喜欢学生闹事，雇了一批老妈子硬是把罢课学生架出去了，学生有气，砸了他的家。至于和鲁迅打架，你也不要太认真，打架嘛，总会言过其实。毛泽东尽管后来严厉地警告过刘少奇说：凡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无好下场！但对北洋时代的学潮却又是这番说辞。可见，毛泽东既能理解当时章士钊对学生的无奈做法，也已明白鲁迅的言过其实。联想到近年亲历者披露的毛泽东对鲁迅若活到现在的预测（要么在监狱里写他的，要么不说话），不是很可以让人们了解最高领袖对学潮和学潮领袖的真实认识吗？也许，出于维护鲁迅的神圣形象考虑，毛泽东的话才未变成章氏的平反决议公开发表，所以，一届届中学生们也就照常在课堂上大念痛打落水狗。
鲁迅对论敌的态度是一个都不宽恕，而章士钊对被捧为新文圣的鲁迅是什么态度呢？章含之告诉我们，老人生前尽管藏书甚丰，但书架上一本鲁迅的书也不曾有。女儿不以为然地问他，他却这样回答道：你看，我一本白话书都没有。
倒是在全国政协会上，他不得不与许广平女士比肩而坐了，因为在按姓氏笔划为序的官场，他的章与繁体的许（许）恰好都是十一画，所以，当年的教育总长和学运领袖便每每相逢一笑，然后，邻座议政。只是，各自的心事就无人知晓了。
北洋时代后期，章士钊的身影在政坛上消失了，但他又回到了理论界的前沿阵地。他在复办的《甲寅》周刊上，不断对时政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彼时，国民党正气势汹汹地杀将过来，眼见得人家要胜利了，这位曾是孙中山和黄兴的诤友的孤桐先生却话锋直指国民党从苏联人那儿学来的以党治国。
他说：中华民国，是人民之国，不是革命党的私产。
他说：一国之中，从政只许一党；一党之众，所奉只许一义，这不是政党政治。
他说：政党必须是在宪法范畴内公开活动的政治团体，政党必须要有自己的对立面，政党要有党德。
这种对成功者的直言不讳的批评，实在点破了国民党何以难以成大气候的要害，也为中国民主政治的走向指明了一条道路。
遗憾的是，历史从来都是成功者书写的，章氏的那些超前的救国理论非但没被后来的执政者所重视，反倒拿他当了通缉犯！他只好筹款三赴欧洲，远离中国，也远离政治。
这一次，这个精力旺盛的学者竟迷上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甚至考证出仁、义、礼、智、信居然都与性有关！
他那一套，在中国实在吃不开啊！所以，从东北辗转抵沪以后，他竟成了无所事事之闲人！幸有上海滩闻人杜月笙，一代国士才有了固定工作。
杜大耳朵十分谦逊地降阶以迎，章士钊用久仰久仰一类客套话掩饰着自己的尴尬。堂堂的章某人，竟沦为一个帮会头子的清客，他无法不尴尬！当初袁世凯请他担任宪法顾问他没答应，但现在却沦为一个名声不佳的地头蛇的代言人，诚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这段律师生涯最为人称道的，当是他义务给旧友陈独秀担当辩护律师。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日，亦即章士钊从事职业律师不到两年，他走上了江苏省高等法院审判厅的辩护席，给委托代理人陈独秀当起律师。陈独秀把国民党的审判厅当成了自己的讲堂，而章士钊也把那里当成了表现思维与辩才的舞台。他与陈的辩护词一并成为东吴大学的教材。蒋介石显然没料到，一场公开审理的危害民国案会如此成全陈独秀和章士钊。
服刑中的陈独秀曾托人要章士钊写一条幅制成屏风以便狱中解闷，章士钊欣然从命，想起共患难时的情谊，写下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的趣句。无论陈在狱中还是出狱之后，他都曾捎钱给陈，供其购书或补助生活。某次章将自己一个月的薪水全部寄给了困居江津县的陈独秀，令陈大为感动。
下野的北洋人士一向是日本人诱降的首选目标，上海沦陷后，章士钊也被他们盯上了。但章士钊与大部分北洋旧僚一样，不屑于与倭人为伴，他便像当年逃离袁世凯一样，又一次悄然失踪这一次，是那位政治倾向模糊的杜月笙帮了他。他先往香港，后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还曾与前来陪都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相见。面对已经拥兵百万的毛润之，他居然在纸上写了个走字，意思是劝毛不要相信蒋介石，赶紧离去。不知那一次毛泽东是否会被这位前辈乡贤的三国人物一样的天真之举逗乐了，但章氏的忠悯之情却如冰心玉壶。
回到上海，重操旧业，这回是忙着给他的老友、曾任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的梁鸿志当起辩护律师。梁乃汪精卫汉奸集团里的头面人物，自然不得好死，但章士钊却一直尽力帮助其遗属，梁的遗腹子甚至在章的家里住了十年之久！可见其古义士之风。此外，他还当过另一位巨奸周佛海的律师。
也许，正是看重他与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交情，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年初的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才委托他与其他几位有影响的人物以私人身份前往北方与中共和谈。在石家庄，章士钊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四月初，他成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成员，随团长张治中将军去了北平后，却再也不肯回沪。
他一个人去了香港，把三位夫人都留在了上海。
他与那位颇为不凡的吴弱男女士早在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即离异，后与一位奚姓女士成婚，抗战期间他只身去了重庆，八年之后回上海又带回了一位抗战夫人殷某。
章含之说，吴弱男带三个儿子在欧洲生活了很长时间，二战爆发后才回到上海，她一直欧洲淑女的妆扮，每月来章宅楼下会客室与前夫相见一次，听说还与那位后来定居香港的殷夫人互有来往。但奚夫人却从来不与自己的前后任接触。
不过，章含之也不是章士钊与奚夫人的亲生骨肉。几年前从一本上海文史刊物上读过章含之的身世：她生母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售货员，被当时驻军上海的一位军阀的公子看上，遂暗结良缘。但因双方地位悬殊，故其母只得将仅几个月大的婴儿（即章含之）送至章士钊大律师的家门口。
似乎章含之女士现在已不讳言自己的身世，曾有文章称她曾在一九八三年在上海愚园路生母家中呆了三个月，母亲怕邻居告发自己在家搓麻将（那时，打麻将是违禁的），竟让有很大身份的章含之敲打饼干筒为之掩护！这位不幸的老太太很为有一个外交部部长的女婿而骄傲，去京时还坐过部长的红旗牌坐车，很是风光呢！
养父母都去了，章含之可以把生母接到家中来住了。只是不知，当老太太看到恩人章士钊生前写的一幅立轴会作何感想。
那帧章氏墨迹，一直被章含之挂在史家胡同的客房里。诗云：
津桥昔日听鹃声，
司马梨园各暗惊。
人面十年重映好，
梁州复按陡生情。
从落款小冬女士清鉴上看，人们知道这是章士钊多年前写给一位叫孟小冬的女人的。孟小冬乃艳惊一时的女老生，芳名曾香遍南北。从诗上看，章氏是在天津听她唱戏时与之互相有了意思的，相识十年却只能白白地受着爱情的折磨。这样一幅直露地表达爱慕的诗轴为何没送给孟女士本人？须知，这位被章士钊苦苦相恋的女人最后嫁给的正是那个杜月笙！
这就难免让人遐想一番了：章士钊屈尊为杜氏当差，与那位孟女士没什么关系吗？是他先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当礼物送给了杜老板呢，还是到杜府工作后与孟女士不期而遇了？错错错，莫莫莫！章士钊没给我们留下陆游的《钗头凤》那般凄婉的韵句，我们也就永远猜不透旧日名流们是怎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多才多艺的人大都不肯委屈自己的。那位梁漱溟先生曾说过：
行严先生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
细行不检是很客气的说法，若按民间的说法，他是吃、喝、嫖、赌、包二奶，样样不落啊！章士钊在北大当老师时，正逢洁身自好的蔡元培校长发起成立进德会，最低一等是甲等会员，须不赌、不嫖、不娶妾。乙等和丙等更严格了，须不吸烟、不饮酒、不做官、不当议员。章氏哪条都做不到，但碍于脸面，又不得不进德，便申请甲等会员。不过，旧时公私分得很清，公德与私德并不挂钩，只要大节无亏，即值得尊敬，不像后来，若收拾谁了，每每会从生活作风上着手，将其全盘否定。
章士钊从香港步入北京，从灯红酒绿的资本主义闹市走进整齐划一的社会主义国都，已经年近七十矣。回到京城里的他，由于没有自己的家，就只能再一次借居到朋友家去了。
一九四九年秋到一九六○年秋，他与奚夫人、长子章可与养女章含之一直住在朱启钤的家里。
朱宅的地址是东四八条一百一十一号。从魏家胡同穿过车流湍急的东四北大街，就是东四八条。也就是说，共和国时期的章士钊与北洋时期住的地方，相距并不遥远。
胡同口的墙上照例有一块金属标牌，称此巷明代即有之，长七百一十七米，宽八米，其中四十七号为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之故宅。没有提朱启钤或章士钊的名儿。
我们步步为营地走近一百一十一号，却发现那是个凹在临街房屋后的一个小院。
院门很简单，是随便两扇木头门板儿。几位女人正堵在门口乘凉，全然不是住过人物的感觉。莫非门牌号又变了？我有些迟疑地趋前请教，一位老太太朝身后努努嘴说：不是姓朱的，是姓张的，张学良他弟弟的家。
推门进院，发现里面是个只十余步长的短巷。巷南侧是街道工厂的厂房，黑乎乎的屋里有人正在操作。北侧却令人为之一振这确是有身份的人住的地方！
尚显整齐的后罩房以及没有遗缺的瓦檐墙，都会使人联想起主人的非同一般的身份。如意门的门框上，有两个门铃按钮。难道现在还是两家人共居一处吗？
看到墙上横插出的一孔灰烟囱冒出了淡淡的青烟，我鼓了鼓勇气，摁下了门框上方的那个按钮。
但是，没人回应。
再摁下面的按钮。依稀听得到音乐门铃在院儿里头叮咚，但唱过后又复归静谧。
退出院门外，一位正在大盆里刷洗床单的中年女子说：张学良的弟弟早不在了，里面住的人很少露面。
我有些失望，以为找错了地方。
一九五九年某天，周恩来到这小巷里做客了。他是来看朱启钤老人的。
朱启钤比章士钊岁数还要大，资历也更老。二十岁的章士钊出道之前，曾在他家教过私塾。民国成立后，朱当过内务部长并代理过国务总理，现在的中山公园等一批北京市政建筑，就是他当内务部长时力争开辟并捐款修建的。袁世凯要当皇帝的时候，他与杨度都是想做中华帝国开国元勋的人，他更以内政总长身份兼任过大典筹备处处长。所以黎元洪当政时他们一起遭到通缉。
朱自此无心于政治，虽说后来还当选过参议院副议长，被北京政府推举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再后来被张学良任命过北平市市长，但他大都坚辞不就，而是专心于实业，长袖善舞，颇有所获。他还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为保护中国古建筑大费心机，梁思成、单士元这些日后的大家，当年就是他社里的小字辈。天津沦为日占区后，他的几位老友相继成了大汉奸，他却称病谢客，不肯事敌。风雨飘摇的一九四九年春，他已寓居上海，正是章士钊受周恩来委托写信让他勿去台湾或香港的。共和国成立后，他被接回北京，回居故家，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和全国政协委员。
于公于私，章士钊一家住进朱启钤家里，都很合适。
本是一家之宅，住进两户，难免局促。章含之说，他们其实只住了半个后院，父母二人住北房正间，只三十几平米，大哥章可住东屋，她则住在东屋与北屋之间的过道里。
令人尊敬的周总理的光临，使朱、章两位老人都很兴奋。但周却表示很难过，因为他第一次知道毛主席的老朋友章士钊老先生居然借居在别人家中！随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人便奉总理之命赶来，陪着奚夫人去选国字型大小的房子了。奚夫人看好了离王府井很近的史家胡同，于是，一年后，章士钊一家就搬进了史家胡同一座异常宽绰的大宅子里。本来是三进四合院，老人觉得太大，将最后一进院让了出去，在北边另开了门。于是，八十多岁的章士钊的最后时光就在这座宁静的两进院子里度过了。
章士钊一家搬走四年后，朱启钤以九十三岁高龄谢世，在此之前，北洋耆宿活过九十高寿者，只有那个海军元老萨镇冰。
要人谢世后，其居所无论是国家的还是私有的，一般来说总是由其后人继续承住，即使文革时期被抢占，也都落实回原主。在同一条胡同四十七号看到的叶圣陶先生故居，里面就仍然住着叶的后人，我们冒昧地进去后，见一位年轻的爸爸正在哄着怀里的婴儿睡觉呢！章含之现在住着的，也依然是当年周恩来亲批的那个大大的宅子。但是，东四八条一百一十一号小院的邻居们为什么说有些神秘的宅院里住的不是姓朱的，而是张学良的弟弟呢？
回来后翻一翻有关张作霖的资料，立即有了答案：朱启钤早在任前清奉天垦务局督办时即与张作霖有交情，后来就把六女儿朱洛筠许给了张的第二个儿子张学铭，其公子则给张学良当了副官。因张学良的关系，张学铭留日回国后，二十出头即担任了天津市的公安局局长和市长。共和国成立时他留在了天津，先是被关押起来，周恩来得知后命将其释放任用，他遂在天津人民公园当了管理所副主任（区区人民公园，竟是毛泽东所题，就是他求章老代为索要的）。文革结束后，张学铭当过天津市政工程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委员，一九八三年因肝病过世时，邓小平还献过花圈。
如此说来，东四八条一百一十一号的邻居们说得也对。
史家胡同现在已经不是一条胡同了，而是比清末民初的大街还宽的马路，道南的房屋已统统拆光了，只有路北的三座广亮大门孤零零地晾在新拓展的马路旁，一派没落气象。章宅就是这三座宅院中的一座。
一个阴霾沉沉的下午，我按预约走进这座名人之宅。
这是一座非常完整的两进四合院。一进院为工作人员的住处与办公室，二进院即主人的空间。
走进新修过的二进院里，既为它的宁静与华贵感到惊讶，也为它的萧条与没落感到怅惋。失了老主人的老宅子，尽管北屋（正屋）檐下垂着灿然的大红灯笼，也尽管新油饰过的红柱、红门和绿檐、绿廊均十分漂亮，但寂静的深院里呈现出的是一股肃杀的秋意！庭中三株树，东侧一株是树瘤累累的海棠，西侧两株是梨树，寒风在一遍遍剥蚀着干枯枝杈上的水分尽失的黄叶。令人意外的是，梨树下居然有用柿子扎成的手工艺装饰品，丹柿虽个个熟透但却并未被人享用，如同东边小院的那棵枣树下的大枣儿一样，空撒一地却无人收捡。诚所谓落叶满阶红不扫！
尽管现在章含之一个人住在这栋大房子里（周恩来在章士钊的葬礼上亲口承诺此房今天依然由章家居住），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人去楼空！
章士钊在世时，长子章可住西屋，爱女章含之住东屋，三间北屋，便是他与夫人的起居室与会客厅。章士钊作古之后，章含之的新夫乔冠华先生搬了进来，这里又成了堂堂的外交部部长官邸。
离开这所沉重的宅子时，我难免感到有些落寞，细一想，竟是因为院里少了一棵苍然的桐树！
也许，入住此院的故人已不复有当年求孤求直的胆识与精力了吧？
就在章士钊入住这座大宅院后的第六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和当年女师大风潮同一个季节，居然又是个令人窒息的酷夏！），八十五岁的前教育总长再次遭遇到激进学生们的羞辱，而且，差一点真的被当落水狗痛打有一位北大的女红卫兵竟然举起皮带要抽他（竟然还是女的！）。他的家被革命小将抄了，被骂成小落水狗的章含之忍看八十五岁的老父被勒令立在院中，自己则和母亲在沙发上瑟瑟发抖。
极为愤怒的章士钊连夜写信给毛泽东求救，第二天即得到回应，他收到了毛的亲笔回信，并被周恩来派人送进了解放军总医院高干病房，躲过了漫长一生中的最后一劫。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忽然提议让这个已经九十二岁高龄的前辈再去香港一行。本来奚夫人过世后，老人孤单难耐，想去香港与殷夫人同住一段时间，但因不慎摔断腿，坐上了轮椅，行动十分不便了。但毛坚持要章去一趟，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章士钊作与台湾方面联络的人最合适。
毛泽东想在有生之年统一中国的愿望太迫切了！上一年，他还让章含之在随中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期间看望父亲的旧友顾维钧，并转致回国一看的邀请。顾曾任北洋时期的外交总长、代总理，后长期任国民政府驻法、英、美等大国的大使。章含之见到了顾维钧，但顾却没有接受访问大陆的邀请。
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当年五月，周恩来亲自到机场把老人及儿女、秘书、医生等人送上了中国民航第一架飞香港的专机。一九五六年，老人曾通过同样探亲的方式，将中共给蒋介石的一封密信捎去了香港，结尾的那句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现在已经流传甚广。
却不料，这一次，老人的使命并不好完成。是啊！九十二岁了，这应该是古今中外最年长的信使了。
当老人知道女儿要提前回京时，一向不动声色的他竟然很动情地对章含之说：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
无疑，老人已预感来日无多，不想葬身异乡，央求中透出无奈与凄惶。
果然，只一个月，老人即病危。周恩来闻讯，正安排专机欲将其接回时，噩耗传来。
他死的那天，也恰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七月一日。